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四川政界和教育界享有极高威望的张澜挑起了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的重担，随后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不仅推动川军出川抗日浴血奋战，还对后方壮丁的征调、训练与生存状况，始终牵挂于心。

从呼吁全民武装中的壮丁训练，到直面征调乱象中的民生疾苦，再到冒死直陈壮丁生存困境，张澜以笔为刃、以行践言，为苦难中的壮丁群体留下了一段段饱含民本情怀的历史记录。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左）与梁漱溟合影

以“人众”之长 补“质量”之短

1937年2月16日，《新民报》刊载的《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一文，揭开了张澜关注壮丁问题的序幕。彼时东北已沦陷6年多，冀察危机四伏。他在文中痛斥国民政府“惧日外交”的苟且：“我国历年来惧日外交之结果，苟且求安，不敢一言战。不独东北四省坐视沦亡，冀察疆土亦听任残缺。浸假而有使日本不折一兵而吞并我全国之势。”在他看来，打破危局的唯一途径是“全国一致奋勇，决心与日本作战”，而抗战的根基在于“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争”，壮丁训练正是重中之重。他敏锐地指出，中国与日本相比“军队之劲练，器械之精利，咸不如人”，唯有以“人众”之长补“质量”之短，才能“操胜利之左券”。

同年10月，上海、太原会战激战正酣，张澜在《对于中日战争及今后种种大问题之意见》中再次强调：“川省应从速训练壮丁，为国效命。”此时他的主张已不仅是军事动员，更蕴含着将壮丁视为“民众子弟、家庭支柱”的深层思考，将训练与激发全民抗战意志紧密结合。

1938年，随着徐州、武汉会战的推进，前线兵员需求激增，壮丁征调成“抗日后方第一要务”，但基层执行中的乱象已触目惊心。9月13日，《国难三日刊》刊载张澜致重庆行营张群主任及四川省府主席王瓒绪的函件，直击征调积弊：“滥送当地游民者有之，强拉过往苦力者有之，甚至独子之家，以及家庭主要生产分子，依法在‘免役’‘缓役’列者，苟无势力，亦每不免于羁絷。”更令他忧心的是，苛政已引发民怨：“一般贫苦小民，不知服兵役为何事，咸认为大祸，辄思逃避，各地散匪，因而乘机煽乱，以拒当义勇壮丁为号召。后防治安，隐忧殊大。”

针对这些问题，张澜提出5条具体对策：一是普及兵役法规，“印发布告”张贴乡村，选派人员讲解条文，让民众“明晓文义，有所遵循”；二是严禁腐败虐待，严饬保甲人员不得“借抽壮丁敲钱”，师团管区需“力除克扣虐待之恶弊”；三是强化县长责任，将征调作为“县政中心工作”，要求县长“经常往来乡村”直接动员，并以此作为考绩首要标准；四是扩大兵役宣传，动员小学教师深入乡村，宣讲“抗战为何事，日寇之残酷”；五是落实优待条例，“严饬各县确定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具体办法”，由县长、士绅亲往存问，“鼓舞其同仇观念”。

10月，张澜在四川省府兵役问题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目前各地乱拉壮丁的现象，已经骚动了全川……这种为人民所不了解的行动，即使拉了许多壮丁，也不见得就是真正可靠的国家的抗战力量。”他建议健全省动员委员会，派公正人士分赴各县协助工作，并在四道设监察员，从制度层面遏制乱象。同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张澜与梁漱溟等22人联名提交《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详细阐述壮丁征募中的“乱拉”“克扣”“虐待”等弊端，建议规范程序、加强监督、提高待遇，成为抗战时期最早系统关注壮丁问题的重要提案之一。

强拉壮丁乱象

1939年3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张澜被指定为成员，兼任川北区主任，驻阆中，负责视察川北33县，他目睹了壮丁征调的残酷现实。他在《阆中道上口占》一诗中写道：“丁瘦累征愁剔退，税繁百业叹搜罗。此行浪说求民隐，未悉民间苦若何！”自注更明确指出：“时征送壮丁，多被征收者剔退，各县皆以为苦”——保甲人员因壮丁瘦弱而刁难勒索，已成普遍现象。

在通江、苍溪等地，张澜目睹“川北贫家女，尚有经冬无裤人”的赤贫；在南江，“劫后南江生事微，室多残破壮男稀”，壮丁被强征后，“剧怜妇女供佚运，道险行迟暮未归”。这些见闻被他写入《北路组视察报告》，直言“征调壮丁是抗战中最大的问题之一，种种弊端大多出于保甲长、联保主任、区署、县政府以及验收机关”。

1940年9月，张澜赴移驻南充南溪口禅林寺的川北师管区补充第二团第二营十连视察。眼前的景象令他痛心疾首：该连仅余90余名壮丁，六七人卧病，壮丁们“一天吃两顿稀饭，每餐祇（只）吃三木碗”，“并无咸菜，祇（只）用盐拌白萝卜”，多数人赤足——“草鞋须三角一双”，因饷银被克扣而买不起。连特务长坦言：“每兵一天四角五仙钱的饷，实在不够。饭吃不饱，确系实情。因此常有逃跑，本连昨夜就跑了4个兵。”

9月21日，张澜将所见所闻整理成函，同时致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函中列举阆中、安岳、潼南等地的类似惨状：安岳壮丁“自备食粮费皆被收检一空”，潼南补充第一团190余名壮丁因饥饿“打倒连长后逃亡”，甚至有壮丁哭诉“愿到前方抗战而死，不能在营内受饿而死”。他警告：“入营壮丁生活困苦，逃散日众，官长渐有不能制止之势……万一将来各方凑合，发生事变，则于抗战前途，妨碍甚大。”

11月，张澜再次致函蒋介石，补充揭露保甲扩大与军粮摊购对壮丁征调的间接摧残。川北各县为节省经费，将保甲大幅合并，南充“旧为一千四百数十保，今则并为七百余保”，巴中“乡镇管辖区域，扩至百里以上”，导致“烟赌不禁，盗匪横行”，壮丁征调的社会基础愈发脆弱；军粮摊购中，盐亭、通江等歉收县被强行摊派，百姓“照市价出钱，派人往梓潼剑阁买米”，“贫户为上数升数斗，多跋涉数十里乃数百里”，民力枯竭直接影响壮丁应征积极性。

“好处丝毫没有及于人民”

1941年3月，张澜面见蒋介石，陈述民生状况的恶化，将壮丁问题列为民众三大痛苦之一：“征送壮丁全出于强拉，拉及童丁、拉及独子、拉及过道之苦力，既不依法又不合理不近情，入营以后，则官长层层克扣其粮饷，虐待不堪言状，以致冷饿病死逃亡者不计数。”他直言：“委员长告四川民众，尽说是说得很好……而其好处丝毫没有及于人民。”

这番痛陈推动了问题的局部改善。同年5月，川康建设期成会谈话会决定向蒋介石发电，建议“农忙期间缓征两月”“赦免旧欠壮丁”，获张澜全力支持。而在他主持的阆中办事处，当川北各县欠交壮丁20余万名、官吏“挨门户搜捉壮丁”时，他面见蒋介石，“痛陈利害，经多方擘画，卒得全数豁免”，让无数家庭免于离散之苦。

1942年12月，新兵役法实施前夕，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召开役政会议，张澜与会发言，持续呼吁规范征募程序、保障壮丁权益。尽管国民政府先后颁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但基层腐败与系统性问题难以根治，“抓壮丁”的阴影仍未散去，但张澜的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壮丁的苦难。

纵观抗战时期张澜关注壮丁问题的历程，从政策建议到实地监督，从个人直谏到组织推动，他始终将目光锁定在最底层的民众身上。他的关注从未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深入到“壮丁一天吃几碗稀饭”的细节里，体现在“独子被强拉”的伦理困境中，落实到“保甲合并后治安恶化”的现实担忧上。张澜的持续行动，折射出抗战时期“救亡”与“民生”的深刻关联——没有民众的支持，抗战无从谈起；不顾民众的疾苦，后方终将动摇。

（本文作者贾德灿系民盟南充市委会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