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军事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鲜为人知的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曾经有个中国人作出了准确的预测，他就是邓葆光。

邓葆光曾就读于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陈潭秋是邓葆光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师。从此，在邓葆光心中就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1925年至1932年期间，邓葆光先后到武汉、上海“集永亨”棉花商号当学徒、账房先生，在纱布交易所“茂记新”商号得到了老板古槐青和古耕虞（曾是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之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大力支持，从此，走上了研究经济的道路。

1933年至1936年，邓葆光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收集、整理、管理、运用资料的方法，撰写了大量经济论文，发表在国内及日本的报刊上，受到了“复兴社”的胡屏章的重视。学成回国后，在胡屏章的引荐下，邓葆光成为军统局代号“王进”的国际股科员，专门研究日本经济。

1937年秋，邓葆光来到武汉，了解到武汉中学校友谢甫生在台儿庄大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访了董必武，董老说：“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团结抗日，将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过去，我们是师生，现在，我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战友，将来，我们将殊途同归。希望你能为人民多做好事，为抗日多作贡献。”通过在武汉的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比较，邓葆光内心作出了明确抉择。

1938年8月，邓葆光的材料《抢购敌区物资，安定后方经济，增强抗战力量》，对积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提拔为二处经济科副科长、军统局机要室经济秘书，主持经济作战室。从此掌握了军统的财政大权，接触了各种机要情报。

有一次，邓葆光到档案室翻阅情报，发现了“日本外交密码本”，凭着专业敏感性，经过分析研究，发现了重要信息：日本与苏联政府举行了商务谈判，苏联要求日本方面供应橡胶若干万吨，日本要求苏联方面供应木材若干立方米作为交换，双方经40天秘密协商，达成协议，并已正式签字，并注有“北方可以放心”字样等等。

邓葆光查阅资料、细致分析：苏联供应日本木材，因为苏联的西伯利亚有大片原始森林，很正常；日本供应苏联橡胶，就很奇怪！日本没有橡胶资源，哪来那么多橡胶定期供应苏联呢？日本绝对不会用巨资购买东南亚诸国的橡胶供应苏联；日本对东南亚早已垂涎三尺，应该马上就要动手了！

很快，邓葆光又发现一个情报：日本海军主力舰出现在新加坡东面的中国南部海域。这就是日军南下的信号！于是，邓葆光迅速把相关信息和预测判断作了详细汇报。

美方认为这是极重要的情报，于是，美海军参谋部立即派人找到邓葆光。邓葆光分析道：“日军侵略东南亚，迫在眉睫，而侵略东南亚后，必将扫除太平洋地区的障碍，以求把太平洋变成他们的日本内海。这样看来，他们还可能进一步南下。到那时，贵国太平洋中的大小岛屿就必然首当其冲了。”得此情报后，美国准备讨论采取对策，未能及时落实应对措施，但日本未经宣战，就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的军事行动。

1941年，邓葆光以经济研究室少将级副主任兼任经济科长，独掌军统的经济大权，从此对军统组织的黑幕内情也越来越了解，对自己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明智选择感到欣慰。1944年，他巧妙地保护了秦丰川、梁秉才等共产党员，并把秦丰川推到军统经济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为其开展革命活动提供许多支持和便利。

1945年冬，经过邓葆光和秦丰川、邱成锋等人的精心谋划，“东方经济研究所”成立，邓葆光同时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的联络员吴湄，借机把许多中共党员安排在关键岗位上，东方经济研究所成了共产党活动的一个阵地。

邓葆光作为日伪敌产接收大员，掌管着大量敌产。他采取拖瞒的办法，把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贵重物品一直拖到上海解放，最终回到人民的怀抱。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出差为名，暗地里找汤元炳借了60两黄金，把7万册图书秘密运往香港西环招商局仓库保存起来。1950年又向古耕虞借了3万港元，将存放在西环招商局仓库的图书，秘密转移到中环永安仓库，收取了存单妥为保管。1950年10月20日，他把7万册藏书的提单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1981年，进入古稀之年的邓葆光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他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陈词：“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踏入先进发达的国家之列！中国不会不如朝鲜、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我们不要自卑！英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用了400年，美国用了200年，日本用了150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30多年，只要我们开快车，一定会赶上先进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我相信，照现行政策发展下去，经济翻两番毫无问题！”

（作者系第十届湖北省红安县政协委员、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