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是当时一切所希望能够站到历史正确一边的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58个党员，有人会问58个人怎么能够代表历史的大势？怎么能够说是把握了历史的规律？第一，真理总是从少数人先掌握的，然后逐步获得共识。第二，虽然只有58个党员，但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远远不止58个人，没有直接参加建党的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样作出了很大贡献。这58个人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比如蔡和森就不在这58个人之内。但是早在1920年7月，他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虽然要建党，要建一个共产党，但是这个名称叫什么？从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蔡和森此次发言就是最早明确叫中国共产党的，并且他将这一发言寄给了毛泽东同志。吴玉章、杨闇公曾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但当时他们并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知道后，他们即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说明当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是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走向。

早期党员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在选择自己的信仰、确定自己的终身信仰时并不是盲从，不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是对当时能够救国的各种思潮理论主义做了反复的研究比较，甚至是实验印证，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他们有高度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只有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政治上的坚定。

马克思主义是信念、是工具、是理论上的武器，关键在于用武器去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出发。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曾说过，要让中国之复活。“复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复兴。毛泽东同志在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决定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让中国复活，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当时出发的目的。彭湃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家中拥有很多田产，当地有一句民谣“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当彭湃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中，当着村民的面把田契烧了。早期党员是根据自己的信仰，抛弃传统的俗念，投身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队伍中的。这就是早期党员拥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也被中国共产党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为什么出发”的核心概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考察，来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那里有传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发的典型故事。长征途中，三名女红军借住在沙洲村的徐解秀老人家中，早上离开的时候看见徐解秀家中没有一床被子，就把三人共用的一床军被剪下来一半送给了徐解秀。半个世纪以后，《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在沙洲村发现了这个故事。老人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发。

李大钊写过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道义”就是“大道大义”，是一种政治理念、信念、思想，所写文章就是大道大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文化符号”。具有文化情结的早期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一种文化影响，传递出来鼓舞人，同时也筑牢自己的理想信念。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所以总书记讲“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最基础的是文化自信。因为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很多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知识分子，写了很多好文章和诗歌。李大钊的新体诗、旧体诗、散文都写得很好，很多人都读过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青春》。张闻天、陈毅也都写过小说，好多军旅出身的元帅都是诗人，像朱德、叶剑英。周恩来总理也非常有文化情怀，旧体诗和新体诗都写得非常好，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位有名的话剧演员。晚年周恩来总理跟侄子们说，“我年纪大了，早晚要退休，退休之后我要写小说，巴金写过一部《家》，我这部小说就叫《房》，把我们周氏家族的兴衰成败写进去，比巴金的《家》还要深刻。”

这样的文化气息对共产党人的信念起到了什么作用？第一，很多共产党人在被押上刑场前都会写绝命诗，最有名的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第二，瞿秋白是翻译家、理论家、作家，又是政治家。他被押到刑场时说了一句话，“此地甚好”，人生有大修行，也有小修行，过去忙于革命，没有时间大修行，此地正是大修行的好去处。瞿秋白把他的政治理念和信念通过这样的文化表达方式传达了出来，把他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转化成了一种文化。第三，陈毅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时，有一次在梅岭被包围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梅山被围，虑不得脱”。马上就要被抓住了，还在构思诗歌，这并非常人能做得到的。“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诗情和政治信念合二为一，这就是信仰转化为文化之后特有的分量和力量。

总书记为什么对“文化自信”那么强调，因为只有当政治理念、思想理念真的成为了一种文化情怀，才能潜移默化地真正地塑造一个人的内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