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合称“延安五老”。他们虽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但后来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其中董必武的法学研究、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林伯渠的经济学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学研究、吴玉章的历史学研究均颇具特色，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延安五老”对法学问题多有论述，但其中对法学研究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科班出身的董必武。董必武于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专修法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历任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他提出了“法律是政权的一部分”“权源出于群众”“恶法胜于无法”“党员犯法，加等治罪”等观点。1945年，他还曾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政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延安五老”对此研究颇深。诸如吴玉章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26)、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谢觉哉的《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1937)、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林伯渠的《论新民主主义政治》(1940)等，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其中，谢觉哉的研究最具特色。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领导职位上，谢觉哉边实践边致力于政治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思想和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在“延安五老”中，林伯渠和吴玉章对经济学的研究最多。早在1928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合作写出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旧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封建性质，以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此后他们也一直关注经济问题，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学及革命经历与经济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贡献也相对突出。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林伯渠被誉为“红色理财家”，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教育是“延安五老”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的毕生经历也都与之有关。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共同筹划创办了陕北公学。此后，吴玉章还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徐特立也于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亲任院长，而谢觉哉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们在教育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而其贡献最大者当属“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徐特立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许多理论建树，丰富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延安五老”中，吴玉章和徐特立对历史学的研究最深。他们的共同兴趣，在于对史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探讨。如吴玉章的《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1941)、《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1949)，徐特立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方法》(1949)、《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50)，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所不同的是，徐特立长于教育学，而吴玉章则更专注于历史学。吴玉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一些论著，诸如《中国历史教程》(1934)、《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1949)等，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无不具有开创之功。 周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