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兀术和岳飞一样，都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但他的名字，却是一个大众化的称谓，意即金国的兀术（zhu），而其真实的姓氏则为完颜，名翰啜，也作翰出，兀术或乌珠，这颇多不同音转的名字，是当时天南海北的汉族文人，根据各自对女真语发音的不同理解，用汉字标音所致。兀术的女真词义已似不可考，但其父完颜阿骨打为这侧室所生的孩子起的时髦汉名宗弼，却有着辅助宗族发达之义。金兀术作为侧室所生的庶出皇子，从他出生的那刻起，命中就注定了他不可能享有皇位继承权，但他的一生却为女真族政权的发展壮大立下无人可比的显赫功劳。 （作者：刘大志）
金兀术诞生的年代正是辽朝统治末期，东北各民族不断掀起反抗以契丹封建贵族为代表的辽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在辽朝对东北各族的民族压迫中，对生活在白山黑水间，刚步入奴隶制社会的生女真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又是最重的。生女真地区的人参、貂皮、鹰鹞等名贵特产不仅要定期定量向朝廷进贡，而生女真人所需的生活用品，又必须到朝廷指定的榷场来底价与契丹族“交换”，稍有不从，契丹人就大打出手，契丹人把一年两度的榷场“交换”，干脆称之为“打女真”习俗。更令生女真各部难以容忍的是辽朝派出的银牌天使对他们的欺辱，其天使到生女真各部巡视，除索要各种名贵礼物外，每晚还必要部落献出美女“荐枕”，只要天使看中者，概不问其门第与婚否，一律必须“荐枕”。契丹贵族对女真和其他民族的长期压迫，终于导致了公元1114年，由生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发起的反抗辽朝统治的民族大起义。次年，女真族即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什河畔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金朝。
金兀术少年时期即跟随他的父兄参加了这场民族大起义，并在追随父兄的军事生涯中，显露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和政治谋略。他先是在追击辽天祚皇帝的战争中一战成名，《金史·列传》记述：“宗弼矢尽，逐夺辽士兵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一种勇往直前的英武之气已经跃然纸上。1125年2月，辽朝在这场民族大起义中彻底覆灭。
在长达11年的灭辽战争中，生女真族社会由一个刚进入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的部族联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雄踞东北和内蒙大部的并正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政权。促成这种社会急剧发展的因素，不是自身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是靠通过战争掠夺财富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口，甚至是掠夺汉族封建士大夫移植封建制度来迅速实现的。正是这种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以及加速女真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需要，使他们对封建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极度腐败的北宋王朝更加虎视眈眈。而在灭辽的战争中，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也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这些因素促成了女真族政权，在灭辽战争后的第八个月即发动对北宋的侵略战争。
1125年11月，金朝铁骑20万，兵分两路南下突袭北宋，西路由粘罕率领出云中（今大同），攻太原，东路由宗望率领出平州（今河北卢龙）攻燕京（今北京），计划最后会师于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城下。但是西路军对太原久攻不克，无法南下，而东路军却以金兀术为开路先锋，一路下燕京，取汤阴，过黄河，兵锋直指汴梁城下。宋徽宗赵佶被女真铁骑吓破了胆，他急忙把皇位传给儿子赵桓，自己猖狂出逃。昏庸无能的宋钦宗赵桓看不出宋军正在向汴梁集结，汴梁城下的金军仅是一支孤军，而提出割地赔款的优厚停战条件，这使金兀术这支陷入进退两难困境中的孤军得以凯旋而归。
1126年，金军再度兵分两路，向仍不作战备的北宋王朝进攻。昏庸的宋钦宗在最关键时刻竟遣散守军，祈求神灵“保佑”，结果让金军迅速攻占了汴梁，北宋灭亡。
1127年5月，南宋政权建立，金朝再次挑起第三次侵宋战争。此次，金军分兵三路长驱直下，东路军挂帅的是金兀术另一位庸碌无才的长兄宗辅，而实权在金兀术手中。在三路进攻南宋大军中，金兀术的东路军又是战果最丰，东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濮州（今河南范县一带）战役破宋军20万，使南宋首都汴梁再次暴露在金军面前。接着，金兀术又否决了主帅粘罕围困汴梁的计划，亲率3000骑兵绕过宋军防线，向汴梁发起急袭，迫使宋高宗赵构猖狂出逃。虽然，金军这次伐宋攻势最终被南宋名将宗泽率军击退，但东路军的神速进军却为金军在战争中处处赢得了主动。金兀术在这次战争中不仅再现了“为人豪荡，胆气过人，猿臂善射，遇战酣入阵中，部众惮之”（《大金国志·传》）的武夫霸气，而更多地显露出他运筹帷幄驾驭战局的帅气。正是超人的霸气和帅气，使他在1128年以后逐渐成为金军主帅。他先在1128年秋发动对山东、河南的战役，歼灭宋军十余万人。次年，发动“搜山捡海”的战役，将宋高宗从扬州赶到杭州，从杭州赶到越州（今绍兴），从越州又赶到明州（今宁波），最后赶到了海上，达到他一生中军功的最高点。其后，在南宋军民的打击下，金军1130年北撤。行至镇江的黄天荡，遭遇宋军韩世忠部截击，双方激战48天，在这场战役中，金兀术一度曾坠马险些被俘，也曾险些全军覆没。最后只是在一名汉奸的帮助下，用火攻才击败韩世忠部，并在另一部金军的策应下侥幸逃出黄天荡，逃到了建康（今南京），随后，又被岳飞部赶出了建康，这是金兀术自少年从军以来接连两次的“走麦城”。
其后，金宋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金兀术作为金军能征惯战的主帅，先后在陕甘、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各个战场与南宋抗金名将们斗智斗勇，其中在与吴玠、张俊、刘锜、韩世忠等部较大战役中胜多于负，显示出金兀术在军事上的才干，但他却在与南宋后起之秀的军事家岳飞交战中，不仅少有胜算，而且屡屡失利。1140年，就在岳飞部即将收复河南全境时，腐朽的南宋政府害怕抗金胜利后，从金朝迎回前北宋集团的局面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急令节节胜利中的岳飞部撤军，使汉民族收复中原的愿望功亏一篑。
金兀术的军事才华虽比岳飞略逊几筹，但他在政治谋略上却是常胜将军。在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一副赳赳武夫之气的金兀术最懂得何时韬光隐晦，何时置对手于致命一击。1135年，新皇帝金熙宗登基，金庭在伐宋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纷争，而实质是在长期的灭辽伐宋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几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宰相宗磐集团和左副都元帅挞懒集团尤其不把金熙宗放到眼里，竟到了私下就与宋议和程度。以尚书左丞相希尹集团也到了“奸状已萌，心在无君”（《金史·列传第一一》）的程度。金兀术在这场决定金朝发展命运的斗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金熙宗一边，他采取各个击破战术，先联合希尹、挞懒打击宗磐的策略，在杀宗磐，诛挞懒之后，又及时除掉了希尹集团。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他作为一个长胜将军，终于在1140年登上了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的宝座，同年又封太傅，位列三公，军政大权皆在其手。
在女真族统治集团中，金兀术最懂得只有用出色的政治手段才能巩固军事成果的道理。走下战场的金兀术，换上的几乎是一幅菩萨面孔，他注重用怀柔政策，缓和民族矛盾。1128年他擒济南知府刘豫等不杀，1130年以刘豫建伪齐，采取以汉制汉的统治手段，缓解女真族与汉族的矛盾，显出他高人一筹的政治谋略。1137年他走访民情，又果断地做出废除伪齐，减免汉族税赋的决定，使中原地区社会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他还处处注意在各民族中选才用贤，在他的军中，可说是各族英才济济，且用人不疑，他也就此得到了生死代价的回报。金兀术攻陕西，与宋将张浚战于富平，金兀术身中两创，冒死救金兀术于重围之中，并使金兀术反败为胜的是原辽朝汉族降将韩常。渤海人挞不野，其先仕辽，兵败被俘后，深得金兀术的器重。在金兀术伐宋的战争中，挞不野多次屡立奇功，1130年，在金军一度北撤时，他留守汴梁，承担着独当一面，辖制伪齐的重任。在金兀术的军中，还有更多的汉族将领在为伐宋效力，如协助他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有谋士郦琼、张中孚等，攻城略地勇冠三军的有武将韩常、李成、徐文等。金军中的步兵基本为汉军，许多就是反宋起义的农民。就这种意义来说，金与宋的战争性质，只保留了民族战争形式的外壳，其实质仍为一个新兴封建王朝取代另一个腐朽封建王朝的战争。
金兀术在1140年掌握军政大权之后，根据金朝一时无法灭宋的实际，及时提出金宋两朝划淮为界的主张，这也反映了金兀术审时度势的政治谋略。1142年，金宋和议成功，它是以南宋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代价以及金兀术战场上无法战胜的劲敌岳飞父子的头颅来换得的。也就是说金兀术在与岳飞军事领域里的斗智是失败者，但在政治领域里的斗智却是个大赢家。
这种议和虽不光彩，但却收到了“不战而曲人之兵”的妙用，达到了仍在为灭宋扫清障碍积蓄力量作精心准备的目的，客观上也为当时南北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金史·思敬传》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正是这次议和使金朝得以休养生息迅速走向了鼎盛时期。公元1148年，就在金兀术励精图治再次准备统一中国的时刻，他突患重病，重病中的金兀术感到来日无多，写信给金熙宗，提出了他积蓄力量、统一中国的方略和决心。同年十月辛酉，这位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带着他“恨不能与国同休”的惆怅离开了人世。
金兀术因生年不详，笔者依据女真男子一般15岁即从军的习俗，把金兀术参加1114年反辽起义时年岁假定为15岁，到终年1148年来估算，其寿仅为50岁左右，属于英年早逝，不吉不利的范畴，仰或于此而《金史》失载。其二，金兀术这个金史名人到底是阿骨打的四太子还是六太子？当时史书就记载矛盾，以至今天还有争论。
金兀术在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一些汉族史学家始终把他描绘成伐宋战争的主凶，但金兀术在其家乡却始终名声大噪，赞美他的神话传说要超过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在桦川、绥化、阿城传有他的点将台，呼兰、阿城有他的运粮河，双城有他妹妹的花园等等，尽管这些史迹基本就是后人的伪托，但却反映了后人对他的追念之情。笔者留意有关金兀术的传说，发现不少传说还出自于汉人之口，传说中尽管还有对离乡背井的恩怨描写，但金兀术的形象却不再是杀人的恶魔。说明金兀术的治国才华也得到了当时北迁汉族群众的认可，所以他们也不自觉地参与了女真族对崇尚金兀术的造神活动。
在金兀术的年代，以汉族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北宋和南宋的腐朽统治政权已经走向了，即便不被外族新兴封建王朝推翻，也要被本民族的农民起义所推翻的穷途末路，否则社会就到无法运转的地步了。无论何种更新换代，暴力从来都是这种更新换代的必要手段。所以，金兀术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难道宗泽、岳飞、韩世忠这些被汉族拥戴为民族英雄的人物，手上就没有农民起义者的鲜血吗？
金兀术所辅佐的正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王朝迅速转变的新兴王朝，金兀术作为一个文韬武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实现这种转变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功绩也应当彪炳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当然，伴随着女真铁蹄灭绝的不仅仅是腐朽的北宋王朝，还有世界上最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此说，自北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似乎都成了阻碍历史发展的罪人。但是，只要我们把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与中国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较大程度的差别。封建时代的欧洲，其国家组成形式大多是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贵族议会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这种相对松散的封建统治方式相适应，就是欧洲在中世纪没有产生为之服务的强大的统治思想观念，它在客观上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而在封建制时代的中国，它不仅把奴隶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高度集权形式推向了极致，而且还滋生了为其统治服务的强大思想观念，来牢牢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人们认为这种统治天经地义，使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汉民族杰出人物肝脑涂地地为维护腐朽王朝尽忠，岳飞、韩世忠甚至还直接参加了平息王朝内部的反叛“兵变”事件。其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也不是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源地14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16世纪的“尼德兰地区”，而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的海岛地理条件可以使它在1649年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外界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干扰。反观我们中国，我们虽然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我们却不具备发生资本主义革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笔者写上这些，无非是要强调全面客观评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史实，更不能苛责任何一位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