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受到全国关注、世界瞩目。 回顾往昔，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再到建立并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其历程之曲折艰辛，从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几次党代会历史细节中，我们可见一斑。 一大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在会上，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动身，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通知后，推选陈公博为代表。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发了信。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至此，13人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 二大首提“民主的联合战线”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到党的二大召开时，对是否与其他政党建立联系的问题，党内已基本达成一致，会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争论。 讨论党在现阶段革命的方针政策时，有的代表提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现在却要帮助资产阶级实行民主主义革命，使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但多数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实行民主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有它的一致性。因为进行民主革命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联合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人和农民同样也可以得到一些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加强自己阶级的力量。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来看，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当前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是无产阶级长远利益所必需的。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四大代表忆趣事 关于四大的回忆不多。四大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讲述了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事：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作‘实力派’。” “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忆》一文中也有些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被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 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五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是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此外，五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郭亮、恽代英、彭湃、杨之华…… 五大为什么能开成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陈独秀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 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国共合作”仅以5票优势通过 1923年6月召开三大。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尽管马林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论。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 “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对马林、陈独秀的意见，后来，张国焘等人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内去就会削弱共产党。 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蔡和森批评陈独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他说：“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对此，陈独秀反驳说：“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他途径。” 事实上，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一般党员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从事工运的同志。正如罗章龙所说：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 经过激烈的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李大钊更是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至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相隔17年召开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此时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是历次党代会中间隔最长的。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开党代会呢？ 其实，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由于内战连绵等种种原因，有关七大的事宜并未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过关于准备召集七大的决议。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具体准备”。同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此后，七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两次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要求各地于当年9月1日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各地根据通知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先期到达延安的代表，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29日，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撰写完成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再次介绍了党的七大可能在1940年的三四月间召开。但是，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前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党的七大。 在整风过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议召开七大事宜。194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议定七大在五一召开；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也由于部署和进行整风等工作，七大的会期一再被推迟。 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有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终于开幕了。 七大一开就是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其实，原拟七大的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发言。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议程也不断改变。 （选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