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安特（左二）生与袁复礼（左一）等在仰韶村。

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已探明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2—4米，距今约7000—5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从繁荣到衰落进而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那么，“仰韶文化”最先是怎样发现的呢？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

地质学家转行成了考古学家

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当时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国力脆弱。为了应付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支撑将倾的大厦，北洋政府不惜用重金将当时已经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著名的瑞典地质科学家安特生聘请到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希望安特生能为贫穷落后、战争频仍的中国找到矿藏，以缓解政府捉襟见肘、日益穷蹙的财政危机。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仰韶村。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经过长途跋涉、不远万里终于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匆忙赶往北洋政府农商部赴任了。这个工作起来有点风风火火的瑞典人不负众望，受聘的当年，就为中国找到了一处大型铁矿，为此还得到了袁世凯的召见，很是风光。

受聘不到3年，安特生就又在位于北京西郊、宣化东北的龙关山和烟筒山一带，帮助中国创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正规的大铁矿——龙烟大铁矿（因位于龙关山和烟筒山之间而得名，时任中华汇业银行总办的陆宗舆给他取名为“龙烟钢铁公司”，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最前身）。以后又通过他准确地勘察，陆续在中国大地上建起了一些铜矿、煤矿等，安特生因此身价倍增，一时成了北洋政府的宠儿，名声大振，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极高赞誉，并顺利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续聘，这为他以后在中国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考古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极大的便利。

与搞地质矿业相比，安特生似乎更钟情于考古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阿布维利文化、拉丁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没有他不熟悉的，有的甚至是非常精通。本来考古地层学本身就是从地质地层学延伸过来的，操作技术可谓是近亲。因此，安特生几乎没费多大劲就又成了这个领域的高手，在已获地质学家的称号之后，又戴上了考古学家的桂冠。

根据地质工作需要，安特生每年都向全国各地派出采集员，收集古生物化石和岩石标本，从中加以研究，寻找有关矿藏。1920年深秋，被安特生派到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在渑池县的仰韶村南边寺沟捡到了一些零碎石器。当年豫西地区旱灾严重，广大民众忍饥挨饿，度日如年，群众听说有人前来收买石器，也不管有什么用处，纷纷将自己家平时在耕作或掘土时捡到的石器，全都廉价卖掉，换回些活命钱维持生活。刘长山收购一些石器后，又请好心的乡亲们带他到实地采集了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或如锤如斧，或似锄似镞，或像凿像刀。绝非天然生成。

刘长山在仰韶村住了3天，采集收购各种石器600多件，还有少量零碎陶片，然后雇请村民王兆英用毛驴驮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专管全县建设事宜）集中装箱。同年12月从渑池火车站运回北京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成立）。

由采集到的石器追踪到了渑池仰韶村

安特生在北京见到刘长山运回的石器后，非常高兴，喜欢得爱不释手，甚是珍惜，生怕弄坏任何一件。问其出处，刘长山铺开地质地图，为他指出了河南省渑池县城北、黄河南岸的韶山及其南麓的仰韶村。安特生心里十分清楚：这些石器、陶片来自豫西黄河岸边，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犹如恒河之于印度、尼罗河之于埃及一样，中华民族的生息与繁衍，中华文明的滥觞与发展，农业文明的萌生与成熟，无不与黄河有关。凭着自己几十年的考古经验，安特生判断：渑池仰韶村一带，很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巨大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21年，渑池仰韶村发掘现场。

安特生决定亲自去一趟渑池仰韶村，再认真进行一次地质、考古调查。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一行5人由刘长山带领来到渑池，县知事胡毓藩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时，渑池县城西关有座基督教堂，教堂牧师史天泽是一位瑞典人，与安特生是同乡，1905年来渑池传教，会讲流利的汉语。胡毓藩知事便请史天泽牧师当翻译，因安特生也信奉基督教且还是个牧师，故把他安排到西关教堂住宿，并指定教会执事马克定负责具体接待事宜。

在县城稍作安顿后，4月21日，胡毓藩安排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安特生一行乘坐县知事的一辆蓝色轿车，又雇请马夫和一辆铁脚车运载所需杂物，在4名警察的护送下，来到仰韶村，住在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院中。王茂斋自始至终陪同并和王兆祺一起负责应酬、办理杂事，村民王兆英负责采买，安特生则集中精力，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走访、观测、照相、考察，搜集陶片、石斧、石凿等遗物，同时也收买村民家中集存或捡到的一些石器和陶片。

仰韶村的一草一木对安特生来说都是新鲜的，站在这里翘首北望，一座挺拔、苍翠的大山映入眼帘，这就是主峰海拔1463米、有大小36个山峦的韶山，在黄河南岸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韶山重峦叠嶂，林木茂盛，主峰的南麓是一片非常开阔的缓坡台地，台地两侧各有一条数十米深的沟壑，东有饮牛河，西有干沟河。两河交汇于南侧后曲折至远方流入黄河。林木葱茏的仰韶村就坐落在这三面环水的缓坡台地上，该村即因仰头可见风景秀丽的韶山而得名。可以想象：远古时代，这里山上野兽出没，野果遍地；河里鱼虾成群，蚌蟹连片；加之水源丰足，如果有先人们在此聚居，完全可以依靠采集狩猎捕捞生活，优越的自然条件，已为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提供了可能的生存空间，如果再有农业生产，生存就更不成问题。因此，安特生来到仰韶村后，一下子就被这里完美的地态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倾倒，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地质、考古调查之中，在仰韶村一住就是8天，收集采掘到大量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骨器和蚌器等，满满装了4只大木箱，然后又雇请两辆铁脚车运回县政府第三科。第3天便把木箱和行李办理托运，装火车运回北京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所采集的石器、陶片、骨器、蚌器等进行了认真、深入、详细的研究，并结合自己实地考古、地质调查时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初步断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安特生把他的想法先征得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及翁文灏等人的支持，又不惜把自己珍爱的“洋古董”黄金烟斗送给农商部总长张国淦，进而取得张总长的同意和支持。

因为考古不属于农商部管辖的事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关于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在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得到照准的批文，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经过半年的努力和争取，安特生才得以实施自己梦寐以求的考古发掘计划，二下渑池始得成行。

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带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6位中国学者和骨骸专家步达生、古生物学名誉技师师坦斯基（奥地利人）等再次来到渑池，县知事胡毓藩亲自迎接，仍安排安特生住在县城西关基督教堂。10月25日，根据县知事胡毓藩的安排，仍由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乘车来到仰韶村，仍住在王兆祺家的闲院中。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张兴民、王兆英负责采买，王兆祺负责组织人员挖掘。安特生把带来的小帐篷搭在发掘工地，又架起行军床，以备工作人员休息。一切工作就绪后，10月27日开始发掘。

安特生对发掘工作非常认真，整天待在工地上督促指导挖掘，决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细节，有时甚至晚上也在工地上过夜，随时解决发掘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他稍有空闲就雇请村民王德润跟他一起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围地质、地貌、地层情况。全部发掘工作至12月1日结束，跨3个月，历时36天，先后共开挖17处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并且还在一块彩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痕迹，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发掘结束后，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树上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5个大字，以示保护。12月3日，安特生把发掘、采集、收买、拾捡到的珍贵实物、标本，连同一具骨骼和行李、杂物等分装11只木箱，雇车运回县城。次日下午，他们在渑池火车站办理托运手续，而后返回北京。

安特生在渑池期间，还给“福音小学”捐过款，并带着一架手摇留声机，晚上给群众放“洋戏”，使村民大开眼界。此外，还给村里一对新婚夫妇拍过照。他会讲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村民亲切地称呼他为“安牧师”或“老安”，与村民相处得十分融洽，有许多事情至今仍在仰韶村民中传颂。

仰韶文化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安特生一行回到北京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所带回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该遗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主要特征，经过深入、系统、认真、全面和专业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辩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大家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最初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按照考古惯例，遂以首次发现地渑池仰韶村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物中多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正式诞生，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影响极其深远，意义非常重大。在中国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之前就有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却无点滴记载，甚是遗憾。因此，“仰韶文化”的发现，这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和开始，它充分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发达而且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那些主张“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说法不攻自破。从而连接了我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历史链条，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页。

“仰韶文化”所展示的中华远古发达的文明和中华先祖卓越的智慧，深深地折服了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人，从此，“彩陶文化”名扬中外。

鲜为人知的史前史阶段文化的发现，向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大量精美的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何地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中国是怎么一步步不间断地发展过来的？答案就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更不以高傲的西方人的学术观点、思想意志为标准，着实令人兴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特生的发现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阔得多的历史视野！甚至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不为世人所知。故安特生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当之无愧。

渑池仰韶村，一个普通的中国小村庄，在20世纪初的离乱与血泊中迅速誉满全球，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们意识到考古也是了解中国远古历史的一条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更是必不可少、不可缺失。“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这是对安特生的极高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2001年11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和三门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大会”，在仰韶文化的发现地——渑池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界、历史界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隆重纪念我国考古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事。瑞典驻华公使傅瑞东等也专程出席了大会。

2011年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在仰韶文化的发祥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联合举办了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并举办了仰韶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诞生了现代考古学，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考古学原创性发现和原创性研究的推动，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才得以被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遗产才得以被展示、宣传、保护和利用，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中国仰韶文化因安特生的发现，中国与瑞典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和频繁。

今天，我们坚信仰韶文化的发现、研究、展示和纪念，一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黄河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文旅事业融合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河南三门峡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本文计划收入2022年第三十二辑《三门峡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