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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牺牲在日伪警察署的刑讯室

来源:人民政协网 |  作者:田晶 |  日期:2022-04-20 浏览次数:已点击:


——中共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的故事

1932年,在日伪警察署的刑讯室,一位革命者遭到严刑拷打,不管主审人如何审问,他回答审问者的只有一句话:“我已经说过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我的同伙。”敌人无计可施,又用他的妻儿做诱饵,企图使他留恋妻儿,留恋人生,产生动摇,供出党的秘密。然而他却对妻子说:“不要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孩子,记住这个仇恨。告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位铁骨铮铮、宁死不降的革命者就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时任奉天(今沈阳)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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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盛


满腔热血参加革命

1901年,梁永盛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县魏家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读过两年小学,后随父母一起种田劳动。梁永盛一家虽然长年累月地辛勤劳作,但收获所得仍不够支付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十分贫困。

梁永盛年纪稍大,便离家外出寻求生计,曾打过短工,当过脚夫,1921年,经人介绍,梁永盛到营口一个资本家经营的私企铁工厂当铆工,后又几经辗转来到奉天(今沈阳),在奉天兵工厂当工人。这段从农村到城市的经历,让他饱尝压榨和盘剥,这一切也使他逐渐萌生了要翻身、要革命的思想。

奉天兵工厂(日本称之为“奉天造兵所”)的前身是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无论是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还是建厂规模,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将其更名为“奉天造兵所”,并成为关东军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枪炮、弹药,下设枪所、炮所、枪弹所、炮弹所、机工所、火药所等分支机构,最多时有工人3万余人。广大工人遭受残酷的剥削,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党组织十分重视奉天兵工厂的组织发展和工人斗争情况。

1925年10月,在奉天支部书记杨韦坚领导下,奉天兵工厂成立了秘密党小组。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奉天兵工厂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党、团员共40人,由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工运负责人王立功、唐宏经、王鹤寿等多次到兵工厂发动工人斗争。

这一时期,梁永盛在党的启发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兵工厂开展工运工作,从此接受了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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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梁永盛的日伪警察署,一九三二年七月梁永盛就牺牲在这个警察署的地下室牢房中。


兵工厂的秘密党员

1928年底,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兵工厂的斗争也陷入了停滞状态。1929年6月,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9月,恢复了兵工厂党支部。

当时,兵工厂在军阀的严密控制下,党组织暂时无法进厂活动,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杨一辰接受刘少奇的委派,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兵工厂工作除在找到旧有的线索外,应在附近开办一所能够接触工人群众的学校”的决定,于是在奉天兵工厂附近的东三家子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静远学馆。东三家子在兵工厂的后面,是工人居住区,便于接近群众。杨一辰在这里租用了两间民房,一间门房做宿舍,一间厢房做课堂。

静远学馆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站,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为掩人耳目,杨一辰白天教儿童读书,晚间免费为工人上课。工人做工用的图纸常有英文字母,杨一辰就从字母教起,这样来馆学习的工人也逐渐增多。魏国荣(当时在兵工厂搞团的工作)率先送自己的弟弟魏国璋、妹妹魏素兰入馆学习。随后,梁永盛也在魏国荣的启发和引导下,带着他的儿子梁贵喜在这里学习。无论数九寒冬或酷暑盛夏,只要有时间,梁永盛都坚持学习,这是梁永盛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1930年10月,经奉天市委委员王文德和兵工厂支部地下党员魏国荣介绍,梁永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兵工厂党组织的核心骨干。

1931年6月16日,梁永盛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奉天市委的领导下,恢复了已被破坏的奉天兵工厂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党员有魏国荣、刘振东、张阿明。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兵工厂被迫关闭,梁永盛也成了失业人群中的一员,被迫到处做临时工维持生活。他曾一度和组织失去联系,后来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又找到了同志,和组织接上了关系。于是,他一边做工、一边做党的工作,他在奉天兵工厂、迫击炮工厂等几个厂子都建立和恢复了党组织,组织群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当时地下斗争的需要,梁永盛带领党员和进步同志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和敌人展开斗争。党员吴国发家住奉天北市场,那里居民成分比较复杂,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梁永盛就经常在这里召开党员会,这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还能很好地起到掩护作用。为了麻痹敌人,防止发生意外,他们每次开会都在炕上摆一桌麻将、沏上一壶茶水,装作聊天的样子。在梁永盛同志的影响和带动下,先后有7名产业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几十名工人成为革命骨干,从而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

梁永盛对敌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告诉大家:贴标语要等到夜深人静,分头进行,不易被敌人发觉;撒传单要到热闹场所,出其不意撒完就走,敌人想抓都抓不到人。就这样,大家按照梁永盛的办法,经常在夜深人静路上行人稀少时分头出发,用小瓶装上糨糊放在口袋里,怀里揣着标语,走一路、贴一路。他们的宣传标语经常出现在北市场、南市场、小河沿、北陵公园、各大工厂附近及火车站周围,甚至有时把标语贴到警察署围墙或大门上。

在梁永盛的宣传、教育和带动下,周围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梁永盛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梁贵喜有时也随同前去,协助完成任务。就连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投入行动中。吴国发的老母亲经常听梁永盛讲革命道理,每次在她家开会时,老人就主动到门外放哨,晚上大家出去贴标语,她也坚决要求参加,大家劝她说:“您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还是不要去吧!”可是老人家执意要去,并说:“我是个老太太,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就这样,老人也和大家一样,趁夜深人静,去贴了两次标语。

人送外号“梁大胆”

1932年初,日本为了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到处搜刮掠夺粮食,奉天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奉天兵工厂的上万名失业工人由于粮栈被封,既无处领粮,也无处买粮,生活无法维持。工人们曾几次派代表到粮栈协商借粮,可是,守卫粮栈的日本兵蛮横地说:“这粮栈是大日本皇军的,不能借给中国人。”工人们义愤填膺,梁永盛如实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号召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抢秋收、度春荒、抢粮、分粮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工人开展抢粮斗争。

4月30日上午9时,按照既定方案,梁永盛和其他地下党员召集工人到粮栈,然后派5名工人代表同日本人谈判,要求开仓放粮,如不答应就砸库抢粮。这天,成天上万名工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粮栈,人山人海,声势浩大。还没等到谈判,广大工人已开始情绪激动地说:“兵工厂粮栈是我们工人的,我们吃自己的粮食日本人管不着。”面对声势如潮的工人群众,守卫粮栈的日本兵十分恐慌。这时,一名工人大吼一声“抢!”工人们便一拥而上,踏破铁丝网,砸开粮栈大门,冲进粮仓。

抢粮的消息一经传开,人越聚越多,许多犹豫观望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抢粮队伍。日本人闻讯,调来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但是,上万名愤怒的群众根本不理睬他们,仍然旁若无人地抢运粮食,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整个粮栈30多个粮仓的粮食全部被抢光。这次抢粮运动震动了整个奉天城。

此外,为了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梁永盛积极向上级党组织建议设法从兵工厂搞些枪支。据张伯恩同志回忆,1932年3月的一个晚上,街上行人稀少,梁永盛披着一条破麻袋,腋下夹着铁锤,向事先侦查好的目标走去。他来到小东门附近,发现了一个日本兵,梁永盛从敌人背后悄悄摸上去,抡起铁锤,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日本兵“扑通”一声倒地,梁永盛夺得一支短枪。继这次行动之后,梁永盛又同乔兰亭等人共同策划了一次有100多人参加的抢枪活动,从兵工厂枪库中抢出30多支枪。从此,梁永盛凭借胆大心细夺枪、抢枪的事迹在党员中传颂开来,大家亲切地叫他“梁大胆”。

身陷囹圄 坚持斗争

1931年五一节前夕,党组织指示,要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中共奉天特委为动员更多群众起来斗争,事先印刷了大批传单,布置市内各支部组织散发,梁永盛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召开支部会。

1932年4月29日,奉天兵工厂党支部在北市场卢家胡同吴国发家中开会。会上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研究和讨论如何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唤醒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利用天齐庙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行动前,梁永盛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让儿子到小东边门“稻香村”食品店买回两盒“点心”,回家后,他把点心取出装上传单,然后按照原样包装好。他将装好传单的“点心盒”自己留下一盒,另一盒让魏国荣给大家分下去。同时,又让散发传单的同志每人准备一包石灰,以便散发传单被敌人发现时,就往敌人脸上撒,趁机摆脱敌人的追捕。行动方案是让梁喜贵在前面走,魏国荣等人陆续跟进。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梁喜贵就回头摸摸鼻子报信,让大家暂时隐蔽,等机会再通过。

天齐庙坐落在奉天小东关,又名东岳庙。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梁永盛带领魏国荣、吴国发、吴国财、杨书田、张明、刘振东、韩庆升、梁喜贵等人,顺利通过岗卡,进入庙会。据杨书田后来回忆:中午12时许,正值游人最多的时候,梁永盛发个暗号,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不多时,在庙会的各个角落,宣传抗日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传单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人们争抢着、传看着。面对群众的爱国热情,梁永盛心情十分激动,他边撒传单、边大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他的行动引起了混在人群中的敌特分子的注意。3名特务分子紧紧围住他,边盘问、边搜身,没有撒完的传单也被敌人搜去了。杨书田发现梁永盛处境危险,力图营救。终因敌人太多而没能得手。梁永盛被捕了,被敌人押送到日伪警察署。

魏国荣、梁喜贵等人很快完成任务,陆续撤出庙会。随后,当梁喜贵返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门口停着几辆汽车,他感觉事情不妙,因他惦记着妈妈和弟弟,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家门。此时,敌人正在家中搜查,便将他和妈妈弟弟一起抓走。魏国荣、马同业、乔恩普等人在庙会上见梁永盛被捕心里非常焦急和难过,担心敌人抄梁永盛的家,搜去党内的文件,于是在下午4时许,他们前往梁家报信,不幸被埋伏在梁家周围的便衣警察发现,也被敌人抓走。

“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

梁永盛被捕后被押在日伪警察署,敌人企图通过他打开缺口,一举破获奉天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敌人制定了一个软硬兼施的劝降计划,想方设法迫使梁永盛就范。

他们首先威胁他,对他说:“你要是说出来,放你们全家回去,平安无事;要是不说,你的全家人谁也活不成!”梁永盛冷冷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可说的。”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成效,又对他采取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办法,遭到严词拒绝后狡猾的敌人又提审梁永盛的大儿子梁贵喜,想从小孩子的口中得到党的机密。但是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总是挺起胸膛,晃着脑袋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由于得不到口供,敌人便将梁永盛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释放回家,因在狱中关押期间阴暗潮湿,不满两岁的小儿子整天啼哭,后来又染上重病,出狱后没多久,小儿子便夭亡了。

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见效,便采用毒辣的手段摧残梁永盛。几乎每隔两三天,梁永盛就要过一次堂,每次过堂,敌人轻则用皮鞭抽,重则用带马刺的皮靴狠踹梁永盛的腿和肋骨。梁永盛只是紧紧握住拳头,咬紧牙关,闭着双眼,连哼都不哼一声。他浑身上下肿了起来,皮肉处处青紫,但他始终不屈服。

此时,梁永盛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露出狰狞面目:“谁是你的同伙?只要你讲出来,就没你的事了。”梁永盛大声回答道:“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

最后,敌人对梁永盛失去了耐心,他们用凉水掺小米灌他的鼻子、压杠子、让他坐“老虎凳”、用利刀刮他的肋骨、甚至用上了日本最新式的电刑……但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梁永盛斗争到底、决不投降的决心,他告诉敌人:“工人都是我的同志,贫苦百姓都是我的同路人,我绝不做日本鬼子的顺民!”敌人被气得暴跳如雷。而梁永盛同志一次又一次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党的机密。

梁永盛的战友乔恩普回忆说:“永盛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敌人对他使用了各种刑罚。开始给他上‘两人杠子’,之后又上‘四人杠子’‘八人杠子’,上刑后,手指压掉好几个,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去看他,他对我说:‘即使敌人打死我,也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梁永盛的战友吴国发老人回忆说:“梁永盛被捕后,我到狱中去看他两次,第一次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得知敌人对梁永盛同志用灌辣椒水、灌煤油等酷刑。我第二次去看他,得知敌人对他用了更加残酷的刑罚:用刀剐肋条。梁永盛同志身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两肋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忍不住痛哭失声。梁永盛的手用力地把住铁栏杆,坚强地支撑着身体,对我说:‘四哥,你放心吧,打死我,剐死我,我也不会出卖你们。’”由于梁永盛誓死保护党组织的机密,同时被捕的魏国荣、马同业、乔恩普等人不久就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了。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一计。敌人突然将梁永盛的妻子和大儿子叫来,让他们母子二人到监狱探监,企图利用梁永盛的家人来动摇他的意志。梁永盛的妻子来到牢房,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行动困难,心如刀绞。妻子告诉他不满两岁的儿子已经不在了,梁永盛万分悲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握紧拳头对妻子说:“不要哭,要坚强起来,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记住这笔深仇大恨,早晚有一天要同他们算总账!”敌人的阴谋又一次失败。

梁永盛深知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他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然而,他对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对同牢房的战友说:“你们要注意掩护自己,我宁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不会暴露任何同志。你们出去后要好好地为党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了。”

梁永盛同志被关押了两个月,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被折磨得不能行动,1932年7月,梁永盛同志牺牲在警察署的刑讯室,年仅31岁。

1963年2月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梁永盛为革命烈士。

(本文作者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