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 弘 来源：文史天地

《抗战日记》是冯毅之所作的一部日记，时间跨度为1940年—1943年。冯毅之是山东省益都县长秋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四支队营长、益都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等职务，这部日记记载了1940—1943年期间，冯毅之经历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及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所闻并不只是冯毅之一个革命者的战斗生活，而有着当年中共革命者共有的生活痕迹。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革命”的人每天经历着生死考验和极端艰苦的条件，其本身的坚持就值得可歌可泣。更何况，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担负着艰苦的任务，并成为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通过冯毅之战斗生活及所思所想的考察，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人”的因素在中共革命史中的重要分量，在走进这段革命岁月时不应忘记这些“干革命”的人。

一、“钢铁般的意志”

阅读冯毅之日记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战斗精神的饱满，应该说战斗精神作为战时中国共产党的一股精神资源，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冯毅之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文血集》，他认为在这个战争年代，“有什么不伴随着血呢？”1940年7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干革命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是不行的。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更不怕失败，以顽强的精神战斗到底，前途才有光明，最后才能取得胜利。”他还进一步谈道：“贪生怕死的不说，就是勇敢不怕牺牲的人也有两种：一种是想到死而不怕死，这种人只能是半勇敢的人。真正勇敢的人，他脑海里是不存在死的概念，只想到活，只要生命存在，就战斗、就工作，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我们应向这种人学习。”从冯毅之的这些话可以感受到他的钢铁般的意志和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的表达不能完全以“口号”来对待，而应视为冯毅之在战斗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心灵表达。这种战斗精神尽管属于“虚”的部分，但这个正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部分，战斗精神本身虽然是“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讲述者本身的行动来看“实”的部分，去追寻革命者的表达与实践。

在一次战斗中，冯毅之带领的队伍伤亡惨重，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抗战以来，我经过了不知多少次战斗，失败的时候也不少，但没有比这次更惨更痛心的了。在我跟前的十二个同志就牺牲了八个。”7月7日，冯毅之又记道：“冯主任和金区长牺牲以后，敌人为了镇压和威胁抗日分子，竟把他们的头割下来，高悬在树上示众。”冯毅之在日记中还记下了专门针对勇敢牺牲不怕死的问题的争论，有的认为战场上不怕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害怕的话，死的机会就会更多，这个人详细解释说：“因为恐惧怕死，就背上了包袱，一听枪响就吓得糊里糊涂，甚至不知东西南北，哪里安全，哪里危险，啥时候应该隐蔽，啥时候应该冲锋，全迷昏了，还能不死？！”应该说，这些议论的存在表明中共革命者对于战场上生与死是有着一定认识的，这种认识的存在尽管仍然无法排除恐惧的存在，但这种理性的存在恰恰为战斗精神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因此，面对这样的生死考验，战斗精神的持续养成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冯毅之所描述的这种战斗精神在中共革命者的日记中并不难见到，如在晋察冀工作的刘荣在1940年8月的日记中谈道：“伟大的生应该是建筑在最严肃、坚决地同革命的敌人做无情的决死的斗争，至死不屈，这是一个革命者起码应有的精神。”因此，当我们真正走进当年革命者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确是战斗精神养成的必要因素之一。

战斗精神的养成当然还和同伴、同志之间互相映照的作用有关，冯毅之说：“当大家想到今天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时，很自然地就谈起了艰难困苦的革命历史和那些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的同志，以此勉励教育自己。”与后人通过教材的阅读受到的教育不同，这些牺牲的英雄都是革命者曾经的伙伴，这种同志之间的共同奋斗会在革命者中形成一种革命与战斗的氛围，就像在一个成绩好的班级里也能够水涨船高，成绩也会有所提高。当然这并非夸大环境的作用，但这种氛围的形成仍不可小觑。

二、“八路军好样的”

从冯毅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战斗生活的艰苦，这在日记的多个地方都有所记载，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了解当年革命者干革命的艰苦处境。如1940年7月1日记道：“想买点日用百货和文具都很困难。日记本是从淄川县城买的，交通员谢长水同志带着买的东西出城时被敌人查获，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后给关押起来，经地下党托人说情送礼，花了钱才赎出来。”战争环境下的艰苦从中可见一斑。这种艰难的生活更多是当时的战争环境所导致的，冯毅之在日记中回顾了1939年以来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先后安设了许多据点，这些据点的设置使得冯毅之等人的活动和工作更加困难。

在此艰苦的战斗环境下，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扎根群众，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冯毅之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0年9月16日，正值中秋节，县大队的王队长对冯毅之说，他前天到河西办事，路上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老大爷认得他是八路军，一看到他，就跑上来抓住他的双手，说：“八路军好样的！打鬼子打得好！”在晋察冀工作的刘荣也在日记中谈道：“群众开口闭口讲‘八路军和咱们是一家人’，真的处处把八路军看作自家人一样，知道是保卫他们家乡，是守护他们的利益的。在一次战斗中，群众真是枣儿、鸡子、饼儿源源不绝地送上来，战士们情绪是万分高涨。”这些都体现出中共、八路军在民众中的威望。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一天他和两个哨兵遇到两个花枝招展的青年女子，经打听才知道是两个妓女，她们向冯毅之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然后说到了对八路军队伍的评价，她们说到这一带活动的廖容标的队伍纪律严明，而且还收留女兵，老百姓都称廖容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旅旅长）是“廖菩萨”，于是她们就逃了出来准备投奔八路军。“廖菩萨”的称呼很值得注意，一方面这表明八路军在民众中的声望之高，另一方面揭示出老百姓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和态度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作为，“菩萨”是民众对这个政党救苦救难，扎根民众的褒奖。

三、“看伪报纸”

在冯毅之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看伪报纸”，看敌人的报纸并非是有意为之，而是战争状态下信息不通畅的缘故，冯毅之记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报纸，只好看伪报纸。伪报纸全是吹牛说谎，满纸都是辉煌战果。”但是在信息不通畅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冯毅之的办法是从中寻找到为我所用的信息。“现在日本国内局势十分不安，‘米内’内阁瓦解，‘近卫’又上台了。这证明侵略战争所产生的困难，他们是无法解决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1940年9月2日，冯毅之又记载道：“伪报纸上虽然没有真实可靠的消息，但也能透露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似乎越来越紧张了，看情况，法国已经完了，德国法西斯非常猖狂，正在向英国进军，美国的中立观望态度已保持不住，不得不被迫参战了。”

但是无法看到自己的报纸，仍然令冯毅之较为苦恼，他说：“看不到自己的报纸，很难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发展变化，是很大的烦恼和苦闷。”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信息不通畅所带来的苦闷心情。冯毅之日记中另一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信息的不通畅，1940年9月7日，他记道：“今天，从后方回来的交通员带来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战报。上个月华北的八路军发动了一次‘百团大战’。”从这里可以看到，如百团大战这样的大事件，冯毅之知道已经是一个月后了。1941年7月2日，冯毅之记道：“前几天从伪报纸上看到国际上发生了重大事件，上月二十二日苏德宣战了。”可以看到苏德宣战的消息也是有迟滞的，冯毅之进一步说：“没有自己的报纸看，伪报纸也不能常见，国际国内情况就很少了解，忽然看到这消息感到十分新奇。”看到苏德交战的消息后，大家感到十分振奋，觉得抗战即将结束，但是当天接到上级的指示信，信中说苏德战争的爆发是突然的，但形势依然严重，要克服困难，冯毅之说当时的反应是：“我们看了上级的分析，大吃一惊，像当头挨了一棒。”最后他分析说：“我们阅读研究了上级党的指示信，都感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国际知识太少，思想方法太片面了。那种认为抗战很快胜利，革命很快成功的头脑被浇上了冷水，盲目乐观情绪消失了，头脑冷静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冯毅之是处于一个“雾中人”的状态，他对抗战局势的了解和认识都是有限的，这可能也是处于基层革命者的共同状态，由于信息的不通畅，他们对信息的了解与解读都可能出现不足的情况，这都是历史中的正常状态，这就启发我们不能以后人所有的后见之明去判断当事人的认识。

四、灵活的隐蔽和活动方式

在中共的游击战中，隐蔽和活动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从冯毅之的战斗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中共的灵活的隐蔽和活动方式。1940年7月，冯毅之到小官庄村，这个村的基础较好，据他自己讲：“在这个村，党的工作很有基础，群众的觉悟高，抗日组织健全巩固。”因此，在这样的村庄里中共的活动就相对自如和灵活，当然这种灵活更多的取决于群众的帮助，冯毅之谈道：“村里的老百姓为了便于我们的武装居住和活动，把全村的环境和住房加以改造，通过窗户和一些新打的墙洞，把全村连在一起，用不着走大门街道，就可通行全村，直达村外，敌人无法包围我们。”这种办法对于敌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利器：“敌人进了村就像进了迷魂阵，亦无用武之地，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想打就打，不打就走。”

从其他根据地来看，也有类似的办法，如冀中地区就是通过地道相连接，通过各家各户的地道将全村形成一个网络，而地道要形成一个网络，关键还是群众的态度，如冀中的堡垒户对“五一”扫荡后中共力量的生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堡垒户的存在，中共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这种空间的形成为中共施展灵活的游击战奠定了基础。从实际战斗来看，这种灵活的方式争夺的是“主动权”，中共能够灵活地在村中活动，从而能够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可以通过观察敌人的数量、规模进行灵活的判断。

灵活的隐蔽和活动方式体现的是冯毅之的活动状态之一。中共所实行的游击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因此，中共的活动方式也必然会和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对于中共来说，群众的“存在和态度”成为中共考虑问题的重要基点。

五、革命者的形象

什么是革命者？这涉及革命者的形象问题。冯毅之在日记中谈到他见到廖容标司令的观感：“廖司令身材不高，穿一身老百姓的粗布衣服，光头，没戴帽子。他平易近人，朴素热情，不但不像个司令，也不像个军人，却像书生。我们握手交谈，一见如故。我仔细打量，想从他身上找到点红军特有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找到。只觉得他和善可亲，是朋友，又是兄弟。”

而且这种形象的展现更多是对“内部人”的，在冯毅之后面的日记中谈到廖司令为了谈判，好好打扮了一番：“廖司令的穿戴太破旧，不像个司令样，出发前便打扮了一番，借了一身比较新的制服，穿上了姚政委的大衣，戴上了姚政委的礼帽。”这一新一旧，意味深焉。

可以说冯毅之所谈的这个形象是中共革命者的经典形象，他曾谈道：“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就是天降大任的人，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和牺牲，不受折磨怎能成？”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想找到一些红军独特的东西，但什么也没发现，这本身就是独特的东西。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共革命者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恰恰就是中共革命者的形象。因此，中共如何考虑自己的形象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状态下展现自己的何种形象是理解中共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口。

六、结语

综上，我们考察了冯毅之经历的战斗生活及所见所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文并不是仅仅对冯毅之的个体进行探讨，而是将焦点放在冯毅之的战斗生活上。这些战斗生活在当时是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因此本文是对中共革命中“人”的分量的探讨。

我认为，对于中共革命中“人”的分量不仅要看他具体的革命过程，还要看到他的情感变化和革命体验。冯毅之在日记中多次谈到自己的革命心态，如：

“要放大眼光向前看，革命道路哪有平坦的，都是崎岖艰险的，没有坚定顽强的意志就不能前进，抗战的路就像攀登高峰一样，越接近峰顶，路就越艰险难走，人也精疲力竭了，这时的头脑就更应清醒，意志就更应坚定，精神就更应振作，忍受苦难，克服困难，咬紧牙关继续前进。一有动摇，就会前功尽弃，一失足成千古恨。”

“现在的中日战争就像两人长途赛跑，时间长，路程远，彼此都会感到口渴肚饿，腰痛腿酸，精疲力竭，困难是与时俱增。在这紧要关头，谁能吃苦耐劳，谁的意志坚定，谁的战斗韧性强，谁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谁就是胜利者。”

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到这些革命者对战时革命的看法和体验。冯毅之是抗战时期中共地方干部的一个缩影，他所拥有的战斗精神、艰苦的战斗生活、在民众中的声望以及所经历的信息不通畅的战时状态都是战时各个根据地干部的共同处境。因此，冯毅之的故事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抗战年代的艰苦生活，也正因此，也会更加珍惜新时代的生活。

以上本文讨论了五个战斗生活的方面，这些面相之间当然不是没有联系的，而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曾谈到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所谓“一波才动万波相随”。因此，在考察中共革命时就要充分认识这种连续性。对于战时状态下的中共革命者来说，小的事情也可能会影响到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抗战的战斗。在一个一个的战斗中，“冯毅之们”不断在影响着革命的微观进程，不仅对革命，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和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干革命的人”成为他们共同的标签。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