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光寮”是伪满哈尔滨市警察局的一幢宿舍楼房的名称，其旧址位于现道外景阳街九十五号。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从伪香坊监狱出狱的同志和一些原来在哈尔滨同共产党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占据了 “东光寮”这幢空楼，在这里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有周维斌、 张观、王景侠、李光复，后期还有张罗等同志。在时间上，“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在哈尔滨人民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共产党开辟哈尔滨及北满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监押在伪香坊监狱的一千多名政治犯，于八月十七日陆续逃离监狱。在这些政治犯中，有所谓因“吃共产党官司” 而被捕的一些同志，他们出狱后，除少数同志因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外，多数同志聚集在同狱难友樊继光的哥哥樊继才开设的修表刻字店里，其中有周维斌、李青茂、廖春潮、张忠良、王大可、宋维仁、李光复、樊继光、刘忠民、阎会福、陶蕴甫、程尔康、张放、王德福等。他们之中，有原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党、团员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战士，有给苏军提供情报的人员。周维斌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出狱的。他早年曾接受党的领导，组织过东省特别区临时警备队暴动，因暴动失败而和党失掉联系。一九三二年四月参加国际情报组织后，专做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工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因有人告密在北平被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晨，周维斌和因“违反军机保护法”而被捕入狱的原伪军士兵佟琦，正在监狱院子里清扫。他们发现原来戒备森严的监狱，此时一个看守也没有，便趁机逃出了监狱。出来后周维斌将佟琦送走，自己来到苏联驻哈领事馆，打算接上失掉的关系。但领事馆大门紧闭，根本找不着人。于是他只好按照当年同狱难友樊继光告诉过他的地址，来到樊继光的哥哥樊继才在道外开设的修表刻字店。

　　于此同时，在哈尔滨一些和共产党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也积极活动起来，张观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观同志原是我共青团清源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被捕后失掉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出狱。在狱中，曾和周维斌等人关押在一起，互相认识。出狱后，一直没有找到党组织，便在精益印书局任职谋生。“八·一五”日本投降的当天，张观同志就去监狱门前探望有无释放出狱的同志，一连去了两天都没有碰到。八月十七日中午，天下着小雨，张观又冒雨来到香坊监狱门前，等了很长时间，看见宋维仁从监狱里出来，他立刻叫来一辆斗车，把宋拉上车。在车里宋维仁告诉张观，不少人已经出狱，可能都在樊继光的哥哥樊继才处。

　　于是，他们一同乘车到了道外。这时，苏联红军还没有到哈尔滨，社会治安临时由原商工公会会长张廷阁组织的哈尔滨地方治安维持会维持，正处在混乱时期。大多数的市民百姓都挣扎在失业、饥饿的严重威胁之中。一些地痞、流氓互相勾结，趁机进行抢劫和暗杀，买卖人家早就停业关了门。樊继才的修表店也早就没了生意，他自己的生活，也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可是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同志怎么办？为了安置刚刚出狱的同志，保存这股革命力量，张观和周维斌商量，先让大家克服一下，对已经回家的同志就不要往回找分别到各家去看望一下即可。对在哈无家的同志先分散居住，主要住在樊继才的修表店、孙刚犁的黎明客栈和廖春潮的家里。这三位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无条件地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衣物拿出来，让同志们分用，使大家很受感动。廖春潮同志当时一家四口（母亲、弟弟、妹妹）生活本来就很苦，但他仍将家里人集中到一铺炕上睡，腾出一铺炕住了五名同志。廖春潮的大妹妹廖既文伪满时是个小学教员，廖春潮被捕后，全家的生活只靠她一人的工资维持。日本投降以后，学校停课又断了收入。但她仍将学校发给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薪全部拿出来，买了一袋子高粱米供在她家住的几位同志吃。在他们的支持下，十几名在哈无家的同志住了下来。大家按照张观和周维斌的安排，十八、十九两日，白天分散找线索、接关系，晚间碰头分析情况。他们原以为日寇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在哈市的组织一定会公开出来活动，大街上一定会有标语、传单一类的宣传品，可以根据这些线索，找到党的组织。两天以后他们只找到了王景侠、张晓岩等几个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苏军颁布“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兼军管会主任第一号命令”。周维斌、张观等同志听到消息后，便想通过苏联领事馆的关系介绍到苏军军管会，请苏军军管会帮助找到中共党组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曾去过领事馆，领事馆的沙茨领事告诉他们，找组织问题必须由地方行政部门去解决。为了联系方便，周维斌指定原来给苏军做过情报工作的廖春潮、李青茂同志和会讲俄语的张观，一道再去苏联领事馆。这次，沙茨领事告诉他们，可以给介绍到苏军军管会去，并请他们改日去苏军军管会直接联系。八月二十四、五日，周维斌、张观等几位同志又到了苏军卫戍司令部（对外是苏军军管会）。苏军的一位将军亲自接见了他们。当听周维斌、张观等人介绍他们是从伪监狱出来的共产党人时，立即表示同情并答应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方面的困难。但找组织问题，他说，现在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待以后听到消息再奉告。随后，他又把他的参谋长叫来，告诉周维斌、张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周维斌、张观等人从苏军卫戍司令部回到道外，把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大家都很高兴，当即有人提出，先向苏军军管会要幢房子，以解决我们现在分散居住的困难。并且提出，原伪满警察的宿舍“东光寮”空着，里面办公食宿用具都全，最为合适。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维斌、张观等人于八月二十七日又到苏军卫戍司令部，提出要道外“东光寮”房子的问题。苏军立即批准并派了两名苏军士兵，到了“东光寮”，赶走了还在里面住的几个日本人，当天，周维斌、张观等十几名同志搬进了“东光寮”。

（二）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周维斌、 张观等人一面在苏军支持下筹集粮款，一面派人将在家居住的同志找回来。他俩又亲自出去继续寻找党组织。此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搞假和谈积极调军备战抢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时候。周维斌、张观等人虽然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但他们在找党的同时，发现一些原来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分子以及曾和周维斌等人一起出狱的原哈尔滨国民党“党专”分子都大肆活动起来。国民党东北党务负责人在道外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专员办事处”也在道外恢复了。大街上还张贴着“欢迎中央军到哈尔滨接收”、“国民党政府是正统中央政府”等标语。“东光寮”的同志听到这些情况非常气愤，他们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恶，八月三十日在“东光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就他们的认识，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在哈尔滨找不到党组织的原因。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哈尔滨公开活动，势必迷惑一部分市民，影响哈市人民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对苏联红军的感情。而党的活动又一点迹象也看不出，他们估计哈市当时可能没有了党的组织。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研究认为，必须以党的名义成立一个组织。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在“东光寮”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这个名称，他们也是争论了好长时间才定下来的。

　　开始，有人提议恢复“中共满洲省委”，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说，满洲所指太大，仅我们哈尔滨这几十个人不能代表全满洲。又有人提出成立“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大家感到仍不合适，因为现有人员中都是失掉组织关系的人，有些还不曾入党。最后，有人提议加上“临时”两个字，以示和正式党组织的区别。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意见统一以后，参加会议的人，按照当时在场人员先后出狱的不同情况，选举周维斌为“临时省委”书记（周当时还不曾入党），张观为副书记，王景侠为组织委员，李光复为宣传委员，刘忠民为军事委员，宋维仁负责秘书工作，还根据当时青年和学生正统思想严重的情况，决定由樊继光、廖春潮重点负责做好青年和学生的工作。基于当时哈尔滨市的政治形势和他们过去在敌占区习惯采用的斗争方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以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利用苏军军管会召开万人大会的机会，组织了一次较有影响的“飞行集会”。他们得知九月三日，苏军军管会以市政府名义（苏军进哈尔滨以后，指定当时任地方维持会会长的张廷阁，参照国民党的市组织法，将伪哈尔滨市公署改为哈尔滨市政府。张廷阁任市长，关鸿翼、巴拉挠夫为副市长），在八区原伪满棒球场召开万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为此，会前“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同志做了积极的组织准备工作。他们动员当时在“东光寮”的所有人员，回家发动亲属好友，届时都去参加会议，还指派李光复、宋维仁起草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哈市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官兵和苏联红军解放了哈尔滨。号召全市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感谢苏联红军等。张观利用旧关系找人将《告哈尔滨市民书》铅印了许多份。他们还写了很多标语、大字块等，准备会间张贴。

　　九月三日这天，他们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名义，在会场四周和主要路口张贴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拥护欢迎感谢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和大字块。会间，他们散发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周维斌还趁主持会议的苏军军官不注意，跳上讲台，拿起麦克风讲了话。他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英雄事迹，表达了哈尔滨市人民对苏联红军的友好和感谢。最后， 他高呼口号，台上一喊，台下呼应，声势很大。散会了，他们又故意排起队伍，打出红旗回到“东光寮”从此，“东光寮”出了名，不知底细的市民都说“东光寮”住的是共产党的队伍。一些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也都以为“东光寮”是党在哈尔滨的领导机关。

　　第二，发展了一部分武装，壮大了同在哈尔滨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实力。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刘忠民、陶蕴甫、邓昶等几位同志负责他们接受任务后，为了避开苏军军管会关于“地方居民不准拥有武器、弹药及军用器材”的命令，到哈尔滨香坊和平房一带边远地区串连行伍出身的穷苦人，组织自己的武装。由于当时工人失业，饥饿威胁严重，他们很快就组织起四百多人的队伍。虽然没有几支好枪，但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做了坚强的后盾。为此，当时的一些地痞、土匪、流氓等不敢到“东光寮”来捣乱。“临时省委”为了安全，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还在“东光寮”设了岗，给几位主要负责人配备了警卫人员。这样，“东光寮”又俨然象一个领导机关的样子。

　　第三，加强了和苏军的联系，密切友好关系，打击国民党在哈尔滨的活动。这项工作主要由张观负责。张观对地方情况熟，俄语讲得好，又有外交办事能力。他经常出入苏军卫戍司令部，并和苏军指派和他保持联系的马尔马斯德音少校加强友好关系。他组织人帮助马尔马斯德音少校干一些张贴标语、大字块等宣传工作。苏军政治部为了加强对哈市人民的政治宣传，筹办了中文报纸《情报》不久，张观把来接关系的陈飞、王石生等懂得编辑、校对、排拣字等印刷出版业务的全套人马派去，接着办了《松江新报》，赢得了苏军的赞赏。与此同时，“临时省委”派出人员跟踪搜集在哈尔滨国民党分子的反动活动情况，并通过苏军，打击了国民党在哈的一些特务组织和反动建军活动。

　　第四，加强了对青年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哈尔滨市不少市民存在着盲目正统思想和反苏情绪。特别是由于个别苏军士兵的违纪影响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一些青年学生的这种思想和情绪更为严重。他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是“正统中央政府”，苏军个别士兵的违纪现象是苏联欺辱中国。甚至有的青年三、五成群，伺机对单独行走的苏军官兵进行人身报复。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澄清一些青年和学生的模糊认识，“临时省委”派廖春潮利用旧友关系，插进哈尔滨第一中学任教员，直接和青年学生接触，宣传革命道理，讲清利害关系；樊继光也利用各种机会和青年学生交朋友，用事实揭露国民党使东北三千万父老沦为亡国奴的罪行和苏军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功劳。经过他们的宣传，使一些青年和学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苏联红军的看法，有些学生后来还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的活动。

　　第五，团结大批革命者，扩大了革命力量。“东光寮”在哈尔滨市民中有一定影响以后，当时在哈尔滨因各种原因同党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和拥护党的主张要求进步的青年，纷纷到“东光寮”找“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接关系或要求参加工作，甚至原来受关内党组织领导，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也到“东光寮”来请求任务，参加工作。对此，“临时省委”规定，凡是到“东光寮”来的，只要他拥护共产党和苏联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愿意工作，一律欢迎并热情接待。因此，从九月三日庆祝大会以后至十月中旬，到“东光寮”来的人络绎不绝。

　　十月中旬，党派干部到哈尔滨时，仅在“东光寮”居住的人就有二百多名，如果加上他们发展的武装和派在外面工作的同志，能有六、七百人。所以，客观上“东光寮”当时已成为哈尔滨市进步力量的一个核心。到“东光寮”来接关系的，有以陈飞等和中共冀东党组织有过关系的人；以陈沙为首的“八·一五剧团”的人；以邓昶为首的伪军医学校的人；以吴限为首的“东京支部”的人；以张罗为首的与中共冀中党组织有关系的人等等。这些人为后来党派干部到哈尔滨开辟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了当时政权和军队工作方面的宝贵力量。例如“八·一五剧团”到 “东光寮”后改名为“塞北风剧团”，十一月末随我军撤出哈尔滨，改编为哈西军分区政治部文工团，成为我军当时难得的一支文艺队伍。原剧团负责人陈沙同志已成为我军较有影响的空政歌剧团的领导人，现已离休。由于“临时省委”的同志都是较长期失掉组织关系的人员，他们不可能全面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在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他们在这一段活动中，也受过一些挫折。例如，他们为了在哈尔滨市文人、绅士等上层人物中扩大影响，便在“东光寮”成立了一个“东北人民复兴促进会”，请了个姓罗的资本家当会长，公开挂出牌子。李兆麟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人将“临时省委”的负责人请去，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命令他们立即摘下牌子，停止活动。并告诫他们，现在是国共和谈时期，哈市又是苏军军管，斗争要讲究策略。

（三）

　　九月中旬，随苏军大部队到哈尔滨的中共党员刘亚楼同志派人告诉周维斌、张观，要他们马上去奉天（沈阳）找老八路，找到老八路也就找到了党组织。“东光寮”的同志听到后高兴极了，马上推选周维斌、张观二人去沈阳，并决定“东光寮”的工作暂由王景侠和李光复同志负责。

　　九月十四、五日，周、张二人乘军用列车到达沈阳。先在原伪奉天市政府的房子里见到唐凯同志，唐将他们送到在凯宁饭店办公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处。在此，周、张又见到冯仲云、韩光、李荒、张昭等同志。李荒和张昭还将党的“七大”有关文件送给周、张二人学习。周、张二人是第一次知道党已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见到《论联合政府》等书。他俩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几天。九月十八日，陈云和彭真等领导同志到达沈阳，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经李运昌同志介绍，陈云、彭真同志接见了周维斌和张观，听取了他们关于哈尔滨情况的详细汇报。陈云同志肯定了他们在哈尔滨的工作，表扬了他们及时到沈阳找党并汇报哈尔滨情况。指示张观同志随北上部队先行回哈尔滨，跟张寿篯（即李兆麟）取得联系，协助他做好四项工作：第一，发动群众；第二，建立武装；第三，接收政权；第四，收集物资。陈云同志还告诉他，东北局马上派干部开辟哈尔滨和北满的工作。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张观上了载有部队北去的列车。可是车到了四平，苏军士兵不准通过而被迫返回沈阳。十月十日左右，周维斌和张观又奉命到当时任冀热辽行署主任的朱其文同志处领了些经费，一同乘普通客车返回哈尔滨，并跟李兆麟取得了联系。周维斌和张观按着李兆麟的指示，没有再回“东光寮”。周维斌被李兆麟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张观随李兆麟出任滨江省政府的宣传科长。

　　在周维斌、张观到沈阳找党组织期间，“东光寮”又开展了一项较有影响的工作，即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由张罗同志具体负责。

　　张罗是河北献县人，一九四五年春受中共沈阳区委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来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到哈尔滨后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他便在“三十六棚”和电车厂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工人，当他得知“东光寮”有党的活动以后，便带这些青年工人到了“东光寮”，跟当时“临时省委”的负责人王景侠、李光复取得联系，并提出在“东光寮”办干部训练班，为党接收哈尔滨准备力量。训练班从九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到党从沈阳派干部到达哈尔滨之后，前后办了三期，每期十五天左右。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十多人，主要是以他领来的青年人为主。第二期有三十多人，将要结束时，沈阳派往哈尔滨的干部已赶到。第三期听课的人有一百多名，因为这一期有从沈阳来哈尔滨的干部讲课，好多人都想听听，所以，一、二期学员没走的，以及在“东光寮”工作的人都参加了听课。在一、二期学员中，张罗他们极不严肃的集体填表发展了一些“党员”。来哈尔滨的干部张秀英、王江夫等同志发现后，制止过他们的错误做法。

　　十月十四、五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来的第一批干部，以王友（现名钟子云）、王建中同志为首一行十几人到达哈尔滨。他们和李兆麟同志接头以后，便到“东光寮”看望了还在“东光寮”活动的同志，肯定了他们所做的有益工作。同时宣布撤销“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人员等候组织分配。两三天后，党在哈尔滨组成“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王友（钟子云）任工委书记，委员有李兆麟、王建中、于林和张观同志。“工委”根据周维斌同志的表现和领导“临时省委”的成绩，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工委”还分配“临时省委”的李光复同志在“东光寮” 做民运工作，对其他同志也都做了妥善分配，大多数做为骨干派往哈东地区、哈西地区、哈北地区接收政权，开辟革命工作。王景侠和樊继才被派往哈东地区，王任哈东地区专署副书记，樊任哈东地区专署秘书。

　　“工委”成立后，在组建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时，以“北满临时省委”组织发展起来的吉黑秋收自卫队的四、五百人为骨干，很快组建成一支四、五千人的人民武装。原“东光寮”的邓昶、吕天同志分别被任命为保安总队的参谋处长和参谋长。

　　“工委”成立后，“东光寮”这个地方也成了我党培训“民运”、“青运”、“妇运”工作人员的重要场所，在当时为党培养了不少急需的干部。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哈的机关组织撤出哈尔滨之前，“东光寮”始终是党在哈尔滨的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