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点滴回忆

1962年，我、郭颂、汪云才都在哈尔滨歌舞剧院共事。此前—年，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成功举办，市委、市政府决心以后逐年继续办下去。为了筹备新一届“哈夏”，有关领导不断敦促创作人员到生活中去，为创作新作品打好坚实的基础。记得当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同志，曾多次到剧院找创作人员交淡，鼓励大家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第一线去，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这些年轻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呆在大楼里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在当时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每年都为创作人员留出一定的经费。

此时的郭颂已在东北民歌的演唱上名声大噪，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并不满足既有的成绩，更不满足于局限在二人转一种风格中，想要突破，想要创新。他找到我这个刚在创作上起步的小学员谈他的想法，说他很想演唱一些别有风味的民族艺术歌曲，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大省，是不是该把触角伸向少数民族的音乐宝库？我很赞成他的见解，因为我也早就跃跃欲试了，此所谓“一拍即合”也。

此后不久，哈尔滨歌舞剧院按上级指示，一分为二，歌舞部分上凋省里成立了黑龙江省歌舞团，歌剧部分留在市里成为哈尔滨歌剧院(我和郭颂都分在省里，汪云才留在了市里)。恰好此时老作曲家张鲁同志担任了省歌舞团团长，决定成立专职的创作组。因为我搞过一些歌词业余创作，看起来还有点灵气，就被从乐队调入了创作室。成为专业创作员之后，自然也就有了下生活的条件，于是带着领导的期待和郭颂的嘱托，我去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受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艰苦的生活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机掀起股股恶浪，说中国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什么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云云。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出于爱国主义的激情，决心创作一首正面歌颂社会主义的艺术歌曲，题材锁定以歌唱新生活的光明前景为切入点。

我们3人（郭颂、汪云才和我)，并没有结伴同行，而是各自先后去了不同的地方。汪云才当时是应剧作家乌白辛先生之约，在为话剧《赫哲人的婚礼》做作曲前的采风，他走得早，时间也长，在赫哲族的几个聚居点差不多活动了近—年时间。他搜集到大量的赫哲族民歌，有完整的，也有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两句的，他一概予以记录，可以说赫哲人的音乐遗产已被他“一网打尽”了。他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好几首(如《乌苏里麻木》、《伊玛堪向着青天唱》以及《乌苏里船歌》等)堪称经典的赫哲民歌风的艺术歌曲，又创作出歌剧《赫哲人的婚礼》，是与他此行的经历有关，更是与他肯下笨功夫搜集、整理、学习、消化并升华了这些原始素材分不开的。

我在赫哲族的3个聚居点——黑龙江畔的街津口，八岔两个自治乡和乌苏里江畔的四排（当时是自治大队，现已为乡)，住了40多天。那时生活条件都很差，交通也极为不便，所谓的招待所，就是一个地窨子，阴暗潮湿冷冷清清，但那里的民族兄弟个个热情爽直，几两烧酒下肚，连心都能掏给你。他们每天都给我拌一大洗脸盆的刹生鱼，弄得我的肚子很不适应。我走街串户广交朋友，赶上渔风，就和赫哲打鱼汉子一起挤住在网滩的窝棚里，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仍有一些朋友或他们的后代与我保持着联系。

赫哲族是黑龙江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他们以渔猎为生，吃鱼肉、穿鱼皮、信萨满教，有语言但没有文字，民族文化全靠一辈子的口传心授。旧社会侮辱性地称他们为“鱼皮鞑子”，这是个饱经苦难、濒临灭绝的民族，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因为他们聚居在中苏边境，日本侵略军怀疑他们给苏联红军通消息，采取了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手段，将他们驱赶进沼泽地，给他们的“救济粮”中掺入毒药，等到共产党来解放时，全民族只剩下老弱病残不到300人。建国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他们和全国56个民族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翁，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新旧社会对比在这个民族的身上反差之大，让我深受触动。这不就是我们踏破铁鞋想要寻找的最好、最生动的题材吗！

回到哈尔滨，我们3人碰头之后，不约而同地对赫哲族深为关注，3人虽未同行但感受却一样强烈，稍作商量想法便趋一致——就写赫哲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我受命寻找切入点。这时，生活的库存被打开：那鱼汛、那船队、那网滩、那笑脸、那蓝蓝的乌苏里江、那江畔的美景……就是它！从渔歌逐渐演进为船歌。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推敲、碰撞，写了多少稿无法统汁，成形后又修改过多少次也很难说清。因为郭颂是一个对艺术特别认真的人，有时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跟他合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今天刚叫了好，明天又会推翻，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差不多有半年多才完成了这样一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作品。

我们写这首歌的初衷，一不为扬名，二不为获利(当时的社会环境出不允许存此“杂念”)，除了—腔爱国激情之外，实在也是为了向“哈夏”、向赫哲兄弟，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而己。

歌写好了，还没来得及亮相，郭颂便受文化部派遣，随武汉歌剧院吴雁泽、王玉珍等人出访日本。行前，郭颂把新歌揣在行囊里，想在出访闲暇时再多琢磨琢磨，因为对这首未经实践检验的新作心里没底啊。回国途经香港，有演出安排，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新歌唱了出去。出乎他意料的是台下反响强烈，观众们的掌声是对作品最切实的鉴定，香港唱片公司还要求录制唱盘，这—下郭颂心里托了底。到北京，正好有—场3位民族唱法歌唱家(郭兰英、胡松华、郭颂)的联合独唱音乐会，郭颂终于在首都舞台上第一次正式推出了《乌苏卫船歌》，反响依然热烈，作品受到一致肯定，当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尚无电视台)就将此歌录制成了“每周一歌”，向全国播放。那时中国城乡有线广播喇叭无所不在，而每周一歌系与新闻联播紧连，占有黄金时间，1964午1月通过电波很快便将这首新歌送进了千家万户、广人听众的心中。接着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唱片(且获首届“金唱片奖”)，天津的音乐刊物又第一时间刊发了歌片。从此，《乌苏里船歌》就完成了从创作到传播再到传世的全过程。

尽管“文革”中此歌曾遭厄运，被打成毒草，理由是乌苏里江乃反修前哨，而此歌却是宣扬了一片和平景象，分明是“背靠沙发”、“和平主义”吹鼓手，全国禁唱近1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工作者迎来第二次解放，这首歌也重新焕发厂青春，再度传遍神州。

此歌虽在1964年初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每周一歌”播出并在全国唱响，但阴差阳错地未能在“文革”前的第4、5、6届“哈夏”露面，原因是：第4届“哈夏”时黑龙江省歌舞团全团下乡去搞“社教”，未能参演；而第5届“哈夏”时黑龙江省歌舞团参演的是反美援越主题歌舞；到第6届郭颂已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登台的资格都失去了。直到1979年恢复“哈夏”的第7届，此歌才得以重见天日大放异彩：开幕式上即由哈尔滨歌剧院以瞿希贤编配的合唱版(瞿版系无伴奏大合唱，曾由中央乐团于菲律宾获国际合唱比赛金奖)登上了“哈夏”舞台。同一届，郭颂也在黑龙江省歌舞团专场以独唱形式献上了这首歌，至此，总算是达到了我们创作此歌的初衷，圆了我们的“哈夏”之梦。

转眼之间40多年过去了。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推向了世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已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