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这个在1946年即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解放区当时的首府，书写了人民政协和新中国诞生前一段倍感荣耀的传奇，也赢得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座城市的殊荣…… // “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 // 1948年春，弥漫着战火硝烟的中国到了历史重大转折关头。 国民党政府于战场颓势下意图加固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 就在蒋介石宣誓成为“总统”的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收到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的人民解放军光复延安的捷报，这对时局的走向和演变，显然具有强烈的转折意义。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等问题。二是亲自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4月30日在城南庄举行，讨论了上述问题，通过并于当日由新华社对外发布了有23条内容的五一口号，新华广播电台即时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为题刊发了全文。随后，《人民日报》《东北日报》等解放区报纸亦全文转发。打倒蒋介石、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强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五一口号的发布，看似偶然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号令。特别是第五条，使得筹备召开新政协成为了五一口号的代名词，也成为启动建立新中国的标志，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同时，它吹响了多党合作的号角，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建国的序幕。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采取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张东荪系燕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并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又退出该党；符定一系文字学家，1946年应毛泽东之邀到过延安。张、符二人当时均在北平），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1948年5月1日，即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主席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民革、民盟与中共联合号召进行。委托潘汉年代为转达彼此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 1948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名义给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发电，提出“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将各方反映报告中央。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致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请他们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提出“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29人名单。该电文再次明确表示：“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旅居海外的冯玉祥将军、爱国华侨陈嘉庚及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在香港的李济深和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各方民主人士极其热烈的反响，纷纷以举行座谈会、发表国内外通电等形式积极响应。特别是在香港，一时间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电给香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他们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和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极为钦佩，“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 此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于8月2日、8月9日、8月27日、9月20日、11月5日具体指示各地党组织，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平、津等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 “北上”解放区 // 最先由欧洲辗转回国的是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朱学范先生。1947年底，他以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身份出席巴黎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和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会议后，带着“要救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在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的刘宁一同志陪同下，由伦敦启程，经布拉格、莫斯科，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朱学范之子朱培康回顾说：“我父亲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电报，讲他学习了毛主席《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决定并诚恳表达要参加革命，在你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朱培康还回顾道：“我父亲朱学范到哈尔滨后，跟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提出来，他要到基层调查学习。于是他在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和工矿企业调查研究了四十天。期间，他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写信说：‘范到哈尔滨已经有一个月了。住在这里受到了中共热情招待……范在哈市与沿途经过之城市，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范访问了哈市有声望企业家双合盛面粉厂东家张老先生，他现在还是有三家工厂，工人有一千，他对范表示现在工商业有了保障……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的拥护。’”朱学范还把自己在东北解放区的见闻和生动事例，写成《新东北的新气象》，发表在1948年5月22日的《东北日报》上。 继朱学范先生先期到达哈尔滨之后，为了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转送到东北解放区，周恩来特别安排与民主人士广泛熟悉、曾任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的钱之光同志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前往香港，组建了华润贸易公司，并以做贸易为掩护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在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连贯以及潘汉年、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第一批由香港乘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轮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4人，由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章汉夫等同志护送，经10多天海上航行在朝鲜罗津港登陆，在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迎接和陪同下，入境后再乘火车辗转到达哈尔滨。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热情欢迎民主人士的到来，安排他们下榻当时哈尔滨最为豪华的马迭尔宾馆，分别住单间客房。还单独给民主人士配备了警卫、厨师和客房服务人员。蔡廷锴在日记中写道，他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人，于1948年9月29日上午8点30分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高岗、林枫、蔡畅以及哈尔滨特别市领导朱其文、饶斌等前往迎接。9月30日安排他们参观了哈尔滨市市容。10月1日，从前线归来的林彪还专门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民主人士。 沈钧儒等于10月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自西柏坡联名复电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称：“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并嘱托：“在目前准备期内，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1948年9月29日，就在沈钧儒等4位民主人士来到哈尔滨入住马迭尔宾馆的当天，朱学范也从刚刚恢复成立的全国总工会的住所搬到了这里。此前单独从香港北上来到哈尔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最早在香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12位民主人士之一的王绍鏊，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地区民盟组织负责人、被誉为“东北人士的楷模”的高崇民，也来到马迭尔宾馆与他们会合。 就在由香港来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下榻马迭尔宾馆当晚，朱学范、谭平山、蔡廷锴这三位故交都非常迫切想了解彼此的情况，那一晚三个人聊到夜深人静之时。第二天一早，朱学范拜会了自己的老师沈钧儒，师生都没有想到能在哈尔滨重逢，彼此都格外高兴。朱学范回忆说，他们交谈中提到了尚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说，现在形势所趋，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李济深）联系之际，他正期待有所作为，暂时来不了。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来解放区是指日可待了。 后来不久，李济深等20多位民主人士陆续由香港“北上”来到东北，到了沈阳和哈尔滨。 // “从今北雁不须南” // 对由香港远道而来的民主人士来说，哈尔滨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重新解冻的奇观。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自然盛景，心情大好的沈钧儒以《松花江封后复开》为题欣然赋诗：“江心冻后见奔湍，雪意连潮亦欠酣。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期间对时局、战局都非常关注，尤其是沈钧儒和王绍鏊。中共中央东北局将东北书店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送给每位民主人士，他们坚持学习，还做阅读笔记。王绍鏊有剪报的习惯，将《东北日报》等刊登的重要文章和前线战斗情况汇集起来，研究分析后与其他民主人士进行交流。章伯钧喜欢收藏，经常单独上街去旧书店，找古籍善本、旧拓碑帖，每次都收获颇丰。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蔡廷锴外出理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跟随了警卫，蔡廷锴并不知情。他无意间瞥见警卫员腰间的手枪，就问：“这人带枪跟着我，是什么意思？”经过解释，蔡廷锴才点点头，脸上的不悦之色也慢慢消失。 当天气晴好的时候，民主人士们还走出马迭尔宾馆，到附近的兆麟公园、松花江边或太阳岛，像普通市民一样，观赏哈尔滨的自然风光，享受难得的轻松和惬意。 与此同时，又一位引人注目的民主人士也来到哈尔滨，下榻在马迭尔宾馆。她就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时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7月，旅居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告别美国人士书》，宣布即将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回顾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没有征求冯玉祥任何意见，就给他办了退伍手续。给他一个考察水利特使的名义让他去了美国。冯玉祥在美国到处讲演大声疾呼，揭露美国政府给蒋介石枪支弹药支持打内战，揭露蒋介石的黑暗。蒋介石痛恨他，后来吊销了他的护照，停发了他的工资，他在美国就成了‘黑人’。”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在李德全及子女陪伴下，带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强烈愿望，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踏上了归途。但戎马一生的冯玉祥，被“胜利号”一场至今仍是谜的大火吞噬了生命。 同毅然北上解放区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样，李德全怀着巨大的悲痛、带着冯玉祥将军的骨灰，历经波折，于1948年11月2日由莫斯科来到了哈尔滨，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位坚强的女性知道，悲伤是无助的，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才是对丈夫最好的告慰。 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各位民主人士见到李德全，特别是见到冯玉祥将军的骨灰，想起昔日与冯将军交往的情景以及与其共商发起民革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李德全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也被特务打伤，朱学范与她在共同的战斗中鲜血流在一起，革命感情更胜一筹。这样坚强的女性，见到大家时，想起冯玉祥将军回国途中黑海不幸罹难情景，禁不住痛哭流涕。 谭平山、蔡廷锴提出举行一个追悼会，得到李富春同意和支持。10月16日，他们以民革小组名义在马迭尔宾馆礼堂祭奠冯玉祥以寄托大家的哀思。除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赖亚力、林一元和朱学范6人外，参加祭奠的还有高岗、李富春、沈钧儒、章伯钧、高崇民以及哈尔滨市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百余人。哈尔滨的报纸刊发了悼念文章。朱学范后来评价道：“李德全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巾帼英雄，她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继承冯玉祥遗志，为民主而奋斗。” 除了上述先后来到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8位民主人士外，1949年初已由香港“北上”到达沈阳（当时已解放）的李济深等18位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安排下，2月由沈阳来到哈尔滨，下榻马迭尔宾馆。他们在亲身感受民主东北和哈尔滨城市建设情况的同时，2月15日专程参谒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留下题词和签名。 先后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殚精竭虑，往来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的电报接连不断。经过反复协商，1948年11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的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8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达成，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进程，为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和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由哈尔滨迁往沈阳。此前，东北局安排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王绍鏊、李德全等民主人士离开哈尔滨，或乘车或步行或坐雪橇，到了长春，逗留了15天左右，12月19日到达沈阳入驻铁路宾馆，并与第二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汇合。12月26日，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等20余位民主人士由香港启程北上，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下榻大连旅馆，举行了欢迎宴会。又于1月10日乘火车到达沈阳。至此，汇聚沈阳的民主人士有35位。 1949年1月31日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中央派林伯渠及“天津解放号”专列专程赴东北迎接35位民主人士到北平。其后，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驻北平，筹备新政协并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即在北平举行。（本文作者为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