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时报:2017-05-13   07版●文史

我们党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把农业搞上去；其二是解决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民族问题，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这里，邓小平同样强调了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1978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强调，民族地区要注意选拔政治思想好和比较懂得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

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起施行。其中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2条和第64条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做出了明确规定。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在这些规定中“得到了集中的贯彻和体现”。

邓小平也意识到少数民族干部标准所具有的特殊性。1981年8月，他在新疆视察时谈到，“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这一特殊标准的内涵，邓小平指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这阐明了少数民族干部除要达到一般干部的政治要求之外，还必须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上特别坚定。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采取民族院校教育培训、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学院培训、委托普通高校办民族班、中央有关部委培训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大力培养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构成上，198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提出，要“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在邓小平少数民族干部建设思想和国家各级部门出台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 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