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常委，农工党省委秘书长  孔令全

俗话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它一旦放错地方，不但其潜在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合理运用，而且还会污染环境。目前，经过建国以来七十年的填埋，全国各大城市垃圾填埋场普遍处于库容爆满告急的状态。以哈尔滨市为例，市区内填埋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全饱和，只能在向平房区等偏远地区发展。不仅增加了垃圾的处理成本，而且也给当地带来了填埋场与耕地（鱼塘）争地、环保等一系列新矛盾。

北京市在2013年前后，对二环内数个老填埋场重新发掘，对已经填埋的垃圾进行再分类减量化处理后再填埋，这说明垃圾分类工作是“躲不过、拖不得”的，时代在呼唤我们必须从源头上实现生活垃圾的最大减量化，在产生垃圾的源头上就实行分类处理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实行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相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采取了垃圾分类工作，德国、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也纷纷采取了分类垃圾的处理方式，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韩国从幼儿园开始，分年龄段不断加深新的分类常识教育普及教育，在社区还不断举行丰富多彩的家庭主妇区分垃圾有奖竞赛，使分类垃圾工作变为全民的共识和行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制定了严格的不同日期只回收不同类别垃圾的措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对垃圾不仅从源头上分类，而且从源头上就实行垃圾的减量化措施，即政府向居民出售用于分装各类垃圾的不同颜色、不同容量的垃圾袋，在这些垃圾袋上打印上个人的信用代码，谁多制造垃圾谁就为此多消费；谁错装和错投了垃圾，垃圾处理公司就按信用代码追究谁的经济责任。

其实我国首都北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城市，1957年7月12日，一篇名为《垃圾要分类收集》的文章出现在《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对废书报、旧衣服、废旧五金电料、玻璃瓶等分类回收，送至废品站和旧物商店换钱，不少外国人前来取经，可谓风光一时。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作为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下游物资的出口——起着集纳、分拣作用的废品收购站却在一轮轮的创建文明城市中被大批取缔。例如，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废品回收站回收的各类酒瓶，目前除啤酒瓶外，其它酒瓶全部当成一次性垃圾丢弃。而在德国等国家对酒瓶进行清洗、消毒之后，平均每个瓶子要重新来回流转20次才最后报废。随着国有、民办大型废品收购站的被取消，很多原有的项目如玻璃器皿、衣服、粘毛、骨头等因场地和利润等原因个体无法经营，这些物资基本作为垃圾扔掉。据中国再生资源协会《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6）》显示：我国回收行业总体规模在大幅下降。仅2015年与2014年一年相比较，10个主要品种回收量2015年为2.34亿吨，比2014年的2.43亿吨，下降3.7%；2015年，全国有回收企业13万家，比2014年减少约7000家，各类回收站（点）近30万个，比2014年减少约5万个，回收行业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比2014年减少约300多万人，目前各项指标仍在急剧下降中。而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回收站点和分拣中心被拆除，以往传统应回收的废品大量变成生活垃圾，全国城乡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从2010年的2.19亿吨/年，增长到2015年的2.58亿吨/年，5年间平均年增长3.36%。有关专家测算，2020年，全国应报废的汽车将超过1000万辆，各类电子垃圾将以年670万吨的计量在突飞猛进，怎样科学合理地处理垃圾和废品形势格外逼人。

习总书记在有关垃圾处理的批示中，将社会文明程度与垃圾等废弃物最大化再循环利用直接挂钩，而我们所进行的文明城市自建活动却与清除废品收购站和废品分拣、集散中心任务挂钩，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反思。2013年农工党省委参政议政部曾就此展开调研，在对包括执行清除废品收购站点任务的基层城管、环保人员的调研中，他们一致肯定目前所回收的废品中基本不具备有毒、有味、噪声扰民问题，仅存在废品堆放杂乱的问题。而车库式回收站点基本可以较好地解决堆放杂乱问题。调研中，有的城管干部还说，废品收购站点之所以屡禁不止，说明社会需要保留废品收购行业。他们建议政府以提供车库式经营场所的入股方式，参与到废品收购行业的管理中来。一个区能有一个占地二百平米的围墙加铁皮简易房式半遮蔽的分拣、集散中心，以消除外业者因租经营场所高昂费用而在废品收购中压等压价问题，重新培育广大市民珍惜废品交易的好习惯。

目前哈尔滨市把废品收购站一律驱赶到三环以外的市郊。这种向城乡结合部甩包袱做法既不利于废品回收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与党中央一再倡导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精神相悖。以哈尔滨市机场路两侧为例，这里密集着近20多家废品收购站，而当地政府正在围绕机场打造半小时乡村旅游观光经济圈。一句话，曾经为经济、环保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废品回收站正被一轮轮的创建文明城工作撵得无处栖身。

在近期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哈尔滨市目前推广用4吨集装箱封闭机动车上门收购。由于大吨位机动车在市内行驶成本高，走街串巷困难，业者对居民小散量的废品收购积极性不大；业者向三环外废品站运输成本又高，又导致了收购中的新一轮压价，如报纸在收购站交售价为每公斤2.2元左右，机动车收购价则为1.5—1.2元。其它物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再降价。群众交售废品难，以及交售废品价格不上算等因素，促成了全民性扔垃圾的坏习惯，以致2014年习总书记在马尔代夫访问时也要谆谆告诫中国游客不要随地乱扔矿泉水瓶子。怎样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

一、分类垃圾必须尽快开展进行。依据日、韩等国的历史经验做法是，在开始阶段不易一股脑分得类别太多、太细，而是分阶段循序渐进方式推广进行。墨西哥在垃圾分类中只区分了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就已经获益匪浅了。我的建议是在现阶段只区分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电子垃圾三大类。实行不同日期只回收不同垃圾的办法，在导向性回收中培育市民的分类意识，同时推行个人信用代码的垃圾袋只要把有机垃圾（餐余垃圾）区分出来，就能从源头上至少实现生活垃圾减量一半的目标。

二、建议省市领导认真研究城市废品收购的现状，切勿把城市文明建设与废品收购工作对立起来。在漂亮整洁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只有预留和建设了化粪池，才能使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下水等排泄物有所集纳。同样，城市居民产生大量的已经初步分拣的废品也急需集纳和转变成再生资源永续利用的场所。因此，我呼吁应当把城市废品收购站和废品分拣中心纳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中，实行“顶层设计”，科学布局。这样才能从各个环节上实现垃圾的最大减量化和资源再利用的最大化。